司馬遷在《史記》裏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並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要從錯綜複雜的曆史事實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隻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一部規模宏大、體製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為了完成《史記》的著述，司馬遷所忍受的屈辱和恥笑，絕非常人所能想象。一個人在身心都遭受常人無法忍受的折磨時，是非常需要一種對他而言強大的精神動力來支持並且推動他舉步維艱的每一個前行腳步的。那麼對司馬遷而言，是什麼給予他如此巨大的力量發憤而作呢？
首先就是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的驅使。
對於修史，司馬遷有一條“重於泰山”的堅定信念，所以，不完成《史記》的寫作，絕不能輕易去死，即使一時被人誤解也在所不惜。就是這樣的信念支持他在“腸一日而九迴”的痛苦掙紮中頑強地活了下來，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終於實現了他的夙願，完成了他的大業。這與他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價值觀有著密切的關係，司馬氏家族幾代修史，讀史使人明辨是非，司馬遷非常推崇屈原，也為其遭遇深感不平，雖然他不讚賞屈原投河自殺的行為，然而司馬遷的人生觀是深受屈原影響的，屈原的愛國忠心深深感染他，曆史上忠肝義膽的仁人誌士的壯舉也已深入他的靈魂，影響著他世界觀與人生價值觀的形成，以至於他在生死之間徘徊迷惘是堅強的選擇了生存，並且更認清了自己作為史官的職責與使命，那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且，完成《史記》也是他父親的遺願，如果說前麵是社會交付與他的使命，那這就是他父親交給他的使命。因為他是一個具有強烈責任感的人，所以他勇敢堅強的扛了下來，並把這個使命化作他活下去的精神寄托，甚至唯一寄托。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芒。今天我們讀著這部不朽的巨著，遙想司馬遷當年寫作時的艱辛與堅毅，怎能不對他的崇高精神無比敬佩呢！
另外一個就很簡單了，就是立名、立言。“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有的人活在世上不求功名，淡薄一生，而有的人卻想要在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渴望名垂千史，司馬遷屬於後一種，希望文采表於後。在《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但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司馬遷給後人留下的財富卻是不可估量的。
通常來講，一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後，大致會有兩種選擇：要麼悲觀消沉，要麼發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後一條路。他秉著自己的目的，將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注到史記的創作中去。司馬遷獨創了中國曆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曆史，為後人展示了一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曆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司馬遷所謂的“憤”，是指其“意有所鬱結”的精神狀態，這是一種心理上受壓迫而不得伸展的狀態，怨憤鬱結，借著書立說發揮疏通，這樣才能恢複心理平衡。“憤”包含了個人怨憤的情緒，同時也顯示了窮且益堅的意誌，由於它強調了創作者在逆境中奮起而不消沉的品格，極富於批判精神和戰鬥精神。能夠“發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強者，在逆境中他們人格高尚，意誌堅定這種“憤”蘊含著積極進步的社會內容和強烈的正義精神。
在屈辱、痛苦、挫折麵前，是抑鬱而終，做一個弱者，含恨離開人世，還是忍辱負重，百折不撓，做一個真正的強者，從精神上站立起來，永遠不被打垮？這個問題，我們從司馬遷身上可以找到答案。
漫漫歲月，茫茫人海，生活道路上無不充滿坎坷。那麼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待挫折，怎樣去麵對挫折呢？挫折雖給人帶來痛苦，但它往往可以磨練人的意誌，激發人的鬥誌；可以使人學會思考，調整行為，以更佳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目的，成就輝煌的事業。
當然，挫折並不能自發地造就人才，也不是所有經曆挫折的人都能有所作為。隻有抱著崇高的生活目的，樹立崇高人生理想，並且自覺地在挫折中磨練，在挫折中奮起，在挫折中追求的人，才有希望成為生活的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