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書畫家、政治家劉墉（1719～1804），字崇如，號石庵，另有青原、香岩、東武、穆庵、溟華、日觀峰道人等字號，諸城縣逄戈莊（今屬高密市）人，大學士劉統勳之子。
一生廉潔奉公，處處從人民利益著想，深受百姓愛戴，沒貪過國家一分銀兩，一件器物。修壩建橋時，自己帶領百姓及工作人員努力奮幹在第一線。衣著簡陋，粗糧雜飯。他最愛的食物是煎餅卷大蔥，可以看出為官的他生活是相當艱苦。
劉墉是乾隆十六年的進士，做過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劉墉的傳世書法作品以行書為多。
劉墉於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一年後散館，授編修，進入仕途，再遷侍講。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劉統勳（時任陝甘總督）因辦理軍務失宜下獄，劉墉受株連而遭逮治，旋得寬釋，降為編修。次年六月，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月，提為安徽學政。任職期間，針對當時貢生、監生管理的混亂狀況，上疏“請州縣約束貢監，責令察優劣”，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補救辦法，“部議準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調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他又上疏：“生監中滋事妄為者，府州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行政官員）既畏刁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以致遇事遲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後，應責革者，並不責革，實屬闒茸怠玩，訟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時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賞識，稱讚其“知政體”，並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寧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間，失察所屬陽曲縣令段成功貪侵國庫銀兩，坐罪革職，判死刑。乾隆帝因愛其才，特加恩詔免，發軍台（清代西北兩路傳達軍報及官文書的機構，即郵驛）效力贖罪。次年赦回，命在修書處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寧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遷江西鹽驛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陝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劉統勳病故，回家服喪。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劉墉服喪期滿還京，清廷念劉統勳多年功績，且察劉墉器識可用，詔授內閣學士，人直南書房。十月，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並派辦《西域圖誌》及《日下舊聞考》，任總裁。次年七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不久，複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曾劾舉秦州舉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懲辦。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劉墉以劾舉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學政績顯著，遷戶部右侍郎，後又調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撫。時值湖南多處受災，哀鴻遍野，無災州縣也盜案迭起，貪官汙吏猖獗，百姓怨聲載道。劉墉到任後，一麵查明情由，據實彈劾貪官汙吏，建議嚴辦；一麵稽查庫存，修築城郭，建倉儲穀，賑濟災民，井準許民間開采硝石。僅一年餘，庫銀充實，民糧豐足，劉墉贏得了百姓的愛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遷劉墉為都察院左都禦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書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館總裁。此時，禦史錢灃彈劾山東巡撫國泰結黨營私等。劉墉奉旨偕同和珅審理山東巡撫舞弊案。劉墉至山東，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訪，查明山東連續三年受災，而國泰邀功請賞，以荒報豐。征稅時，對無力繳納者，一律拿辦；並殘殺進省為民請命的進士、舉人9人。及至濟南，經審問，查清國泰已知貪贓案發，遂湊集銀兩妄圖掩飾罪行。劉墉如實報奏朝廷，奉旨開倉賑濟百姓，捉拿國泰回京。此時皇妃已為國泰說情，有的禦史也從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護國泰。劉墉遂以民間查訪所獲證據，曆數國泰罪行，據理力爭，終使國泰伏法。在處理國泰一案上，劉墉不畏權要，剛正無私，足智多謀，與錢灃一起挫敗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撓而成功地執行了大清律法，為民除了害。後來，民間曾據此事寫成通俗《劉公案》，對這位“包公式”的劉大人大加頌揚。
國泰案結，劉墉被命署吏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不久授工部尚書，仍兼署吏部，並充任上書房總師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隸總督。八月，又調吏部尚書，不久，充順天鄉試正考。是年底，充經筵講官。次年五月，複兼理國子監事務。六月，授協辦大學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館（修帝王族譜之處）副總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書房阿哥師傅們久不到書房，劉墉身為總師傅而不予糾正，被降職為侍郎。不久，授內閣學士，提督順天學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遷都察院左禦史，旋擢禮部尚書，並再次兼管國子監事務。五月，又署吏部尚書。嘉慶二年（1797）四月，授劉墉為體仁閣大學士。五月，奉旨偕同尚書慶桂到山東辦案，並察看黃河決口的情況。察看黃河之後，他上疏請求於秋後在決口處“堵築”，下遊“寬浚”。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嘉慶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後奉旨辦理文華殿大學士和珅植黨營私、擅權納賄一案。劉墉不畏權勢，很快查明和珅及其黨羽橫征暴斂、搜刮民脂、貪汙自肥等罪行20條，奏朝廷。皇上處死了和珅，沒收了他的家產。
嘉慶四年底，劉墉上疏陳述漕政，對漕運中的漏洞體察至深，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嘉慶皇帝看後，深以為然。嘉慶六年（1801），劉墉充任會典館正總裁。
劉墉不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書法家，是帖學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書家之一（其餘三人為成親王、翁方綱、鐵保）。清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稱讚劉墉道：“文清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鍾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曆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所謂金聲玉振，集群聖之大成也。其自入詞館以迄登台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劉墉是一位善學前賢而又有創造性的書法家，師古而不拘泥。劉墉書法的特點是用墨厚重，體豐骨勁，渾厚敦實，別具麵目。劉墉之書，尤善小楷。後人稱讚他的小楷，不僅有鍾繇、王羲之、顏真卿和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的風致。劉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經史，精研古文考辨，工書善文，名盛一時。著有《石庵詩集》刊行於世。
嘉慶七年（1802），皇上駕幸熱河，命劉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時，他八十有餘，卻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懾人。
嘉慶九年(1804年)十二月，劉墉卒於官，享年85歲。卒後贈太子太保，諡號文清，入祀賢良祠，諭祭葬。
關於劉墉“劉羅鍋”
劉墉就是家喻戶曉的“劉羅鍋兒”，因為他為官“忠君、愛民、清廉”，深得百姓喜愛。有關他的事跡廣為流傳。當代的影視劇作家也很了解民眾這種渴盼清官的心理，於是，劉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鏡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兩位是和珅和紀曉嵐）。在劇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貪官和珅成了死對頭和歡喜冤家，和珅在他麵前總是顯得笨手笨腳，經常弄巧成拙，想算計人反遭算計。乾隆皇帝對他又愛又恨、又有點無可奈何。這個人物寄托了中國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願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義的化身，甚至連他的羅鍋兒也讓人不惟不覺其醜陋，反成為他的標誌性特征。其實，熒屏上的劉墉和曆史上的劉墉並不完全重合，從形象到事跡有許多地方源自劇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選官標準。
在封建社會，選官向來是以“身、言、書、判”作為首要條件的。所謂身，即形體，需要五官端正，儀表堂堂，否則難立官威。所謂言，即口齒清楚，語言明晰，否則有礙治事。所謂書，即字要寫得工整漂亮，利於上級看他的書麵報告。所謂判，即思維敏捷，審判明斷，不然便會誤事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