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四條標準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為觀瞻所係，不能不特別強調。
劉墉係科甲出身，必在“身言書判”四方麵合格，方可順利過關。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劉墉不會是“羅鍋兒”。薑緯堂先生早在1996年時，就曾在《北京晚報》上專門撰文《劉墉綽號“羅鍋”考》，指出過這一點。
還有一個旁證，可以從側麵說明一定的問題。按照當時製度，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者，還可以應“大挑”一科。這一科不考文章，隻論相貌，標準是“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個字，以字形喻體形、相貌。“同”指長方臉，“田”指四方臉，“貫”指人的頭大而身體直長，“日”指身體端直而高矮肥瘦適中。以上這四個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選的可能；“身”指身體不正，“甲”指頭大身子小，“氣”指一肩高聳，“由”指頭小身子大。這四個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個就會落選。可見，清代選官很重視被選者的相貌，所以，劉墉即使算不上儀表堂堂，總也不至於體有殘疾。
當然，“劉羅鍋”的稱號，也事出有因。史書上記載，嘉慶帝曾稱劉墉為“劉駝子”，可見他確實有些駝背。不過，劉墉當時已經年屆80歲，難免會駝背彎腰，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認定劉墉年輕時即為“羅鍋”，那就不準確了。
可見，從形象言之，曆史上的劉墉與民間傳說和文藝作品中的劉墉並不一致。那麼，從為官行事的角度看，曆史上的劉墉是不是像劇作家描寫的那樣清廉幹練，不畏權勢，是不是真的能將大貪官和珅戲弄於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麵前從容不迫、遊刃有餘？
劉墉出身於山東諸城劉氏家族，這個家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為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說他“遇事既神敏，秉性複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劉墉生長在這樣世代書香、以科舉仕進為榮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後來他成為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也證明了其學識的淵深。但不知什麼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卻遲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至少目前尚未發現他在30歲之前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歲的劉墉才因為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預備資格，一般從科考成績優異的進士中選拔，然後在庶常館學習深造，期滿考試合格者，授翰林院編修。清代翰林雖然薪俸較薄，但作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近臣，號稱“清貴”，“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而且，大臣死後如果想得到皇帝賜諡的“文”字，則必須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舉仕進者尤重翰林出身。應當說，劉墉在仕途上開局良好。
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開始，劉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後20餘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學政、知府，直至一方麵的督撫大員。在做地方官期間，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乃父劉統勳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諸城縣誌》稱讚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為學政知府時，即謝絕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為，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書，興文字獄，捉拿會黨，積極推行文化高壓政策。
劉墉做過提督安徽學政和提督江蘇學政。提督學政是一省的教育長官，類似於現在的教育廳長，但不同之處在於，學政不受當地最高行政長官的節製，獨立開展各項事務，督撫大員也不能侵其職掌。隻有在特殊情況下學政離任，督撫才可暫時代管其事。學政還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反映地方情況，吏治民風。
劉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劉墉能夠不辱門楣、有所建樹。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詩相贈，可見對劉墉抱有厚望。劉墉也不辱使命，很是嚴肅認真。據清人筆記記載：“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為官處事風格也由峻厲剛急轉為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以劉墉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為例，因為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蒙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歲的劉墉獲授江寧知府。從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時算起，到此時劉墉浮沉宦海已經整整18年。說來，劉墉的仕途並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編修時，其父劉統勳因事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與諸兄弟一起下獄；後外放劉墉作安徽和江蘇學政，因表現卓異得到乾隆皇帝賞識，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劉墉之父劉統勳，曾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辦布政使蔣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辦過將軍保德侵帑案，聲譽頗佳。劉墉同樣是不負重托，到任後不幾天便將前任遺留下的疑難案件審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稱讚。正當劉墉以政績遷冀寧道時，前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虧空案發，劉墉以失察罪差一點丟了性命，後來朝廷加恩命他赴軍台效力贖罪長達一年，回北京後又在一個叫作“修書處”的閑散機構裏蹉跎兩年。由此可見，這段時間裏，劉墉的官運並不怎麼“亨通”。
劉墉能夠在重罪之後出任江寧知府，說來還是沾了父親的光。此時劉統勳聖眷正隆，先後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劉統勳七十壽辰之時，乾隆皇帝不僅親書匾額誌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府知府。
劉墉也十分珍視這次機會，“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創作於嘉慶初年的彈詞《劉公案》，就是主要以劉墉在江寧知府任上決斷疑案、為民做主的故事為藍本改編而成的，雖然其中必然夾雜著彈詞藝人的想像誇張和道聽途說的內容，未必都是實錄，但說明劉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寧知府任上確實有政績、有政聲，是難得的賢能官吏。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讚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脰（dòu)。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誌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意思是說，劉墉到江寧後，對下屬要求嚴格使其不敢耀武揚威，對百姓關愛拯其脫離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後，劉墉曆遷江西、陝西、江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被授湖南巡撫，其官職全稱是巡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製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成為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內，劉墉繼續以前的作風，盤查倉貯，勘修城垣，整頓吏治，鎮壓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劉墉的政績可謂斐然。《清史列傳》上麵說他：“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習，撫恤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穀，開采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將其所辦大事都列舉出來了。《湖南通誌》也讚揚劉墉撫湘期間，所行諸事“民以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