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禦史，命在南書房行走。當時和珅炙手可熱，劉墉遂“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這又表現了劉墉為人和為官的另一麵。劉墉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官場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場的規則做事，包括應付上級和同僚的圓滑趨避之術。大體說來，他任地方官、能夠獨當一麵的時期，主要表現了清勤剛正的一麵，“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入京以後，正好碰上和珅專寵於乾隆，擅弄威權，排斥異己，劉墉隻好以靜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劉墉剛入京的幾年仕途還算順利，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其間還處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其父四川總督文綬是劉墉的老上級，更關鍵的是，國泰的後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紅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禦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以向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曆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核查。
國泰，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國泰與和珅過從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消息後立即派家人通風報信，使得國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項填補虧空的時間。赴山東途中，和珅還以言辭威脅錢灃。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到山東曆城縣後，和珅說不用徹底核對，隻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裏的銀兩“多係圓絲雜色銀”，通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鋪借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鋪前來認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為之一空。
在這件事上，劉墉自始至終支持錢灃，他的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顯然，劉墉支持錢灃，同時也就得罪了和珅。從這件事我們看到，劉墉仍不失其“剛正”。
此後的幾年裏，劉墉似乎總是在犯錯誤，受指責，乾隆對他顯然並不滿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為漏泄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í）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劉墉兼理國子監，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諸生饋送堂官的事，被禦史祝德麟彈劾，結果劉墉受到處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為連天陰雨沒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這個情況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為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為此下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說因為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之子，念及統勳為朝廷效力多年，才對劉墉加恩擢用。而劉墉在府道任上還算勤勉，及至出任學政就不再認真辦事，在湖南巡撫任上官聲也平常。入京為尚書，辦事情更是一味模棱兩可。我曲意優容，未加譴責，原以為他會感激聖恩，勤勉辦事，不想竟然發生上書房諸師傅曠工七日之久而劉墉置若罔聞之事。並說劉墉這樣事事不能盡職，於國則為不忠，於父則為不孝，其過失甚大，實在不能寬恕。應當說，措辭相當嚴厲。
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為當年會試主考官。因為安排失當，閱卷草率，違製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作了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ｃｈì）”。
嘉慶元年，因為大學士一職空缺多時，破格增補戶部尚書董誥為大學士，而資曆更深的劉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諭中又一次批評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並舉例說，皇帝曾向劉墉詢問新選知府戴世儀可否勝任，結果劉墉對以“尚可”。而戴本來十分庸劣，斷難勝任。可見劉墉平日裏對於銓選用人全未留心，隻是以模棱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要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
嘉慶二年，授劉墉體仁閣大學士，但仍舊指責他“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並說“茲以無人，擢升此任”，可見其評價。當然，以上兩條嘉慶初年的上諭，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見。
劉墉像是變了一個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謹也看不到了，此期間的劉墉更多表現出的是滑稽和圓滑世故。清人筆記記載，一次在軍機處吃飯，有同僚提起唐宋時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劉墉馬上接口說：“但使下民無殿糞，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為之噴飯。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劉墉入朝為官期間的種種“劣跡”，是想探討同樣一個人，為什麼前後差別如此之大？
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講，是當時朝廷上的政治氣候決定的。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乾隆問和珅，你是做忠臣呢，還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讓您高興、逗您開心的弄臣。結果乾隆對和珅的回答很滿意。這個情節很可能隻是出於編劇的一種想像，但應當說，劇作家對乾隆心態的把握是比較準確的。
乾隆皇帝有一個“本朝無名臣”的理論，他說，因為朝廷綱紀整肅，本朝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把所有榮譽歸於聖主，大臣們所做的一切有利於百姓的事情，都是出於聖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絕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萬民傘之類為官員揚名的活動。老年乾隆更是誌得意滿，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權力欲和虛榮心越發膨脹，此時他的身邊更不需要名臣，而隻需要忠心辦事、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當時朝堂上宵小環繞，和珅弄權，勾結黨羽，把持朝政，排斥異己，正直之士很難有所作為。禦史曹錫寶曾經想通過參劾和珅家奴劉全以達到懲辦和珅的目的，結果反遭陷害，被革職。所以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當劉墉為地方官時還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邊卻反而無所建樹，唯唯諾諾。也許從適應官場規則、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劉墉這樣小錯不斷、屢遭申飭、弄得自己名譽掃地，未必不是聰明之舉。
在當時以滑稽方式為官的還大有人在。比如嘉慶帝的老師朱珪，也是如此。據說他晚年每逢門生、舊吏來看望，他所言皆不關政治，全為詼諧之語。
這些以清正剛直著稱的官員尚且如此，當時官場風氣可見一斑。乾隆皇帝聰明太過，使得大臣們隻好裝糊塗；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們隻得“平庸”。這使人不禁聯想到漢高祖劉邦與承相蕭何之間的關係。蕭何作為大漢第一功臣協助劉邦奪取天下後，繼續兢兢業業地辦事，清正廉潔地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極好。這使得劉邦很不放心，於是找借口將蕭何抓了起來，雖然念及舊情最終又釋放了蕭何，但蕭何出獄後汲取了教訓，不再顧及名聲，圈地、貪瀆之事也頗做了幾件。老百姓意見很大，也有人向劉邦告狀，這下劉邦卻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於北京驢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歲。去世的當天，他還曾到南書房當值，晚上還開宴會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嘯亭雜錄》記載，劉墉死時，說他“鼻注下垂一寸有餘”，暗合佛語中的善於解脫之意。不管怎樣，劉墉可算得上是無疾而終，壽終正寢，功德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