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臣先生接受家塾後，學生就增多了。先是五個，後來添到十多個，四叔家的小屋不夠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來新書屋——裏去。最初添的三個學生，有兩個是守瓚叔的兒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兩三歲，天資不算笨，卻不愛讀書，最愛“逃學”，我們土話叫做“賴學”。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麥田或稻田裏，寧可睡在田裏挨餓，卻不願念書。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時候，嗣昭被捉回來了，總得挨一頓毒打；有時候，連嗣秫也不回來了，——樂得不回來了，因為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學！
我常覺得奇怪，為什麼嗣昭要逃學？為什麼一個人情願挨餓，挨打，挨大家笑罵，而不情願念書？後來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瓚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後來在九江開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說江西話，回家鄉時，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說話改了，而嗣昭念書常帶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鉤起五指，打在頭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這是先生不原諒，難怪他不願念書。
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家鄉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隻送兩塊銀元。先生對於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隻教他們念死書，背死書，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小學生初念有韻的書，也還不十分叫苦。後來念《幼學瓊林》，《四書》一類的散文，他們自然毫不覺得有趣味，因為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麼。因為這個緣故，許多學生常常賴學；先有嗣昭，後來有個士祥，都是有名的“賴學坯”。他們都屬於這每年兩元錢的階級。因為逃學，先生生了氣，打的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們越要逃學。
我一個人不屬於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厚，第一年就送六塊錢，以後每年增加，最後一年加到十二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我母親大概是受了我父親的叮囑，她囑托四叔和禹臣先生為我“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認得了近千個“方字”，每個字都經過父母的講解，故進學堂之後，不覺得很苦。念的幾本書雖然有許多是鄉裏先生講不明白的，但每天總遇著幾句可懂的話。我最喜歡朱子《小學》裏的記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較最有趣味。
同學之中有念《幼學瓊林》的，我常常幫他們的忙，教他們不認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這些書看；他們念大字，我卻最愛看《幼學瓊林》的小注，因為注文中有許多神話和故事，比《四書》、《五經》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一個同學的母親來請禹臣先生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成了，先生交她的兒子帶回家去。一會兒，先生出門去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他忽然過來問我道：“穈，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意思？”他比我隻小一歲，也念過《四書》，卻不懂“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這時候，我才明白我是一個受特別待遇的人，因為別人每年出兩塊錢，我去年卻送十塊錢。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於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
（四）
當我九歲時，有一天我在四叔家東邊小屋裏玩耍。這小屋前麵是我們的學堂，後邊有一間臥房，有客便住在這裏。這一天沒有課，我偶然走進那臥房裏去，偶然看見桌子下一隻美孚煤油板箱裏的廢紙堆中露出一本破書。我偶然撿起了這本書，兩頭都被老鼠咬壞了，書麵也扯破了。但這一本破書忽然為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兒童生活史上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
這本破書原來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記得很清楚，開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錫”一回。我在戲台上早已認得李逵是誰了，便站在那隻美孚破板箱邊，把這本《水滸傳》殘本一口氣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後，我的心裏很不好過：這一本的前麵是些什麼？後麵是些什麼？這兩個問題，我都不能回答，卻最急要一個回答。
我拿了這本書去尋我的五叔，因為他最會“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講故事”，小說書叫做“笑話書”），應該有這種笑話書。不料五叔竟沒有這書，他叫我去尋宋煥哥。宋煥哥說，“我沒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國演義》，他很鄭重的捧出來，我很高興的捧回去。
後來我居然得著《水滸傳》全部。《三國演義》也看完了。從此以後，我到處去借小說看。五叔，宋煥哥，都幫了我不少的忙。三姊夫（周紹瑾）在上海鄉間周浦開店，他吸鴉片煙，最愛看小說書，帶了不少回家鄉；他每到我家來，總帶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劍十三俠》一類的書來送給我。這是我自己收藏小說的起點。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長進，也是吃鴉片煙的，但鴉片煙燈是和小說書常作伴的，——五叔，宋煥哥，三姊夫都是吸鴉片煙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說書。大嫂認得一些字，嫁妝裏帶來了好幾種彈詞小說，如《雙珠鳳》之類。這些書不久都成了我的藏書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鄉時多；他同二哥都進過梅溪書院，都做過南洋公學的師範生，舊學都有根柢，故三哥看小說很有選擇。我在他書架上隻尋得三部小說：一部《紅樓夢》，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齋誌異》。二哥有一次回家，帶了一部新譯出的《經國美談》，講的是希臘的愛國誌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這是我讀外國小說的第一步。
幫助我借小說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國十二年（1923）和顧頡剛先生討論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幾歲，已“開筆”做文章了，十幾歲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學堂，但常常相見，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讀書比我多，家中也頗有藏書。他看過的小說，常借給我看。我借到的小說，也常借給他看。我們兩人各有一個小手折，把看過的小說都記在上麵，時時交換比較，看誰看的書多。
這兩個折子後來都不見了，但我記得離開家鄉時，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說了。
這裏所謂“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雙珠鳳》在內，《琵琶記》也在內；《聊齋》，《夜雨秋燈錄》，《夜譚隨筆》，《蘭苕館外史》，《寄園寄所寄》，《虞初新誌》等等也在內。從《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妝樓》一類最無意義的小說，到《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第一流作品，這裏麵的程度已是天懸地隔了。我到離開家鄉時，還不能了解《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好處。但這一大類都是白話小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在十幾年後於我很有用處。
看小說還有一樁絕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把文字弄通順了。那時正是廢八股時文的時代，科舉製度本身也動搖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不要我“開筆”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學做策論經義。他們隻要先生給我講書，教我讀書。但學堂裏念的書，越到後來，越不好懂了。《詩經》起初還好懂，讀到《大雅》，就難懂了；讀到《周頌》，更不可懂了。《書經》有幾篇，如《五子之歌》，我讀的很起勁；但《盤庚》三篇，我總讀不熟。我在學堂九年，隻有《盤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後來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書》有今文和古文兩大類，向來學者都說古文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盤庚》屬於今文一類，應該是真的。但我研究《盤庚》用的代名詞最雜亂不成條理，故我總疑心這三篇書是後人假造的。有時候，我自己想，我的懷疑《盤庚》，也許暗中含有報那一個“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罷？
《周頌》，《尚書》，《周易》等書都是不能幫助我作通順文字的。但小說書卻給了我絕大的幫助。從《三國演義》讀到《聊齋誌異》和《虞初新誌》，這一跳雖然跳的太遠，但因為書中的故事實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細細讀下去。石印本的《聊齋誌異》有圈點，所以更容易讀。到我十二三歲時，已能對本家姊妹們講說《聊齋》故事了。那時候，四叔的女兒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廣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兒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蘋定嬌等，都在十五六歲之間；她們常常邀我去，請我講故事。我們平常請五叔講故事時，忙著替他點火，裝旱煙，替他捶背。現在輪到我受人巴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