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中國公學的吳淞新校舍已開始建築了，但學生很少。內地來的學生，到了上海，知道了兩個中國公學的爭持，大都表同情於新公學，所以新公學的學生總比老公學多。例如張奚若（名耘）等一些陝西學生，到了上海，趕不上招考時期，他們寧可在新公學附近租屋補習，卻不肯去老公學報名。所以“中國新公學”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國公學”是一天不得安穩發展的。老公學的職員萬不料我們能支持這麼久。他們也知道我們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紱華、朱經農、薛傳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紹，也許有大規模的官款補助的可能。新公學募款若成功，這個對峙的局麵更不容易打消了。
老公學的三幹事之中，張邦傑先生（俊生）當風潮起時在外省募款未歸；他回校後極力主張調停，收回退學的學生。不幸張先生因建築吳淞校舍，積勞成病，不及見兩校的合並就死了。新公學董事長李平書先生因新校經濟不易維持，也讚成調停合並。調停的條件大致是：凡新公學的學生願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學的功課成績全部承認；新公學所有虧欠的債務，一律由老公學擔負清償。新公學一年之中虧欠已在一萬元以上，捐款究竟隻是一種不能救急的希望；職員都是少年人，犧牲了自己的學業來辦學堂，究竟不能持久。所以到了己酉（1909）十月，新公學接受了調停的條件，決議解散：願回舊校者，自由回去。我有題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可以紀念我們在那時候的感情，所以我鈔在這裏：
十月題新校合影，時公學將解散
無奈秋風起，艱難又一年。
顛危俱有責，成敗豈由天。
黯黯愁茲別，悠悠祝汝賢。
不堪回首處，滄海已桑田。
此地一為別，依依無限情。
淒涼看日落，蕭瑟聽風鳴。
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
相攜入圖畫，萬慮苦相縈。
十月再題新校教員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誼，無奈驚濤動地來。
江上飛烏猶繞樹，尊前殘蠟已成灰。
曇花幻想空餘恨，鴻爪遺痕亦可哀。
莫笑勞勞作芻狗，且論臭味到岑苔。
這都算不得詩，但“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兩句確是當時的心理。合並之後，有許多同學都不肯回老公學去，也是為此。這一年的經驗，為一個理想而奮鬥，為一個團體而犧牲，為共同生命而合作，這些都在我們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二十年來，無人寫這一段曆史，所以我寫這幾千字，給我的一班老同學留一點“鴻爪遺痕”。
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後，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1908—1909）兩年之中，我的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張分析家產；我寫信回家，說我現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產業。其實家中本沒有什麼產業可分，分開時，兄弟們每人不過得著幾畝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親最心愛的一個妹子和一個弟弟先後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學解散之後，得了兩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無把握，那敢回家去？隻好寄居在上海，想尋一件可以吃飯養家的事。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著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著他們墮落了。
[注]這一段是去年（1913）夏間寫的，寫成之後，我恐怕我的記載有不正確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稿送給王敬芳先生（摶沙），請他批評修改。他是我們攻擊的幹事之一，是當日風潮的一個主要目標。但事隔二十多年，我們都可以用比較客觀的眼光來回看當年的舊事了。他看了之後，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給我，承認我的話“說的非常心平氣和，且設身處地的委曲體諒，令我極端佩服”，又指出一些與當日事實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錯誤，我都改正了。所以這一段小史，雖是二十多年後追記的，應該沒有多大的錯誤。我感謝王先生的修正，並且盼望我的老同學朱經農，羅君毅諸先生也給我同樣的修正。
王先生在他的長信裏說了幾句很感慨的話，我認為很值得附錄在此。他說：“我是當初反對取締規則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問我取締規則到底對於中國學生有多大害處，我實在答應不出來。你是當時反對公學最力的人，看你這篇文章，今昔觀察也就不同的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衝動，理智便被壓抑了。中國學校的風潮，大多數是由於這種原因。學校中少一分風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矯正這種流弊。”我是讚成這話的，但是我要補充一句：學校的風潮不完全由於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壓抑了，其中往往是因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樣的失去了運用理智的能力。專責備青年人是不公允的。中國公學最近幾次的風潮都是好例子。——作者原注。
二十一，九，二十七
（二）
中國新公學有一個德國教員，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能說廣東話，上海話，官話。什麼中國人的玩意兒，他全會。我從新公學出來，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裏住，這兩所房子是通的，他住東屋，我和幾個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剛（懋辛）諸位先生；離我們不遠，住著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兒子。這些人都是日本留學生，都有革命黨的關係；在那個時候各地的革命都失敗了，黨人死的不少，這些人都很不高興，都很牢騷。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麻將，我不久也學會了。我們打牌不賭錢，贏請吃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麵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
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隻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林君墨和唐桂梁發起學唱戲，請了一位小喜祿來教我們唱戲，同學之中有歐陽予倩，後來成了中國戲劇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學不會，不上兩天我就不學了。此外，我還有一班小朋友，同鄉有許怡蓀，程樂亭，章希呂諸人，舊同學有鄭仲誠，張蜀川，鄭鐵如諸人。怡蓀見我隨著一班朋友發牢騷，學墮落，他常常規勸我。但他在吳淞複旦公學上課，是不常來的，而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見麵的，所以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裏胡混。有時候，整天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
有一個晚上，鬧出亂子來了。那一晚我們在一家“堂子”裏吃酒，喝的不少了，出來又到一家去“打茶圍”。那晚上雨下的很大，下了幾點鍾還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為明天要教書（那時我在華童公學教小學生的國文），所以獨自雇人力車走了。他們看我能談話，能在一疊“局票”上寫詩詞，都以為我沒有喝醉，也就讓我一個人走了。
其實我那時已大醉了，談話寫字都隻是我的“下意識”的作用，我全不記憶。出門上車以後，我就睡著了。直到第二天天明時，我才醒來，眼睛還沒有睜開，就覺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樓板上，就喊了一聲“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個湖南仆人。喊了兩聲，沒有人答應，我已坐起來了，眼也睜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