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於一八八九年結婚，時年十七，我則生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我父歿於一八九五年，留下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我父棄世，我母便做了一個有許多成年兒女的大家庭的家長。中國做後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難的。她的生活自此時起，自是一個長時間的含辛茹苦。
我母親最大的稟賦就是容忍。中國史書記載唐朝有個皇帝垂詢張公儀那位家長，問他家以什麼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離拆散。那位老人家因過於衰邁，難以口述，請準用筆寫出回答。他就寫了一百個“忍”字。中國道德家時常舉出“百忍”的故事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們似乎沒有一個曾覺察到許多苦惱、傾軋、壓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種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腳媳婦凶惡不善的感情，利如鋒刃的話語，含有敵意的嘴臉，我母親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時忍到不可再忍，這才早上不起床，柔聲大哭，哭她早喪丈夫。她從不開罪她的媳婦，也不提開罪的那件事。但是這些眼淚，每次都有神秘莫測的效果。我總聽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門開了，和一個婦人的腳步聲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她轉來敲我們房門了。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給我的母親，勸她止哭。母親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聲的認錯，然後家裏又太平清靜得個把月。
我母親雖則並不知書識字，卻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個早慧的小孩，不滿三歲時，就已認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親每天用紅箋方塊教我的。我才滿三歲零點，便在學堂裏念書。我當時是個多病的小孩，沒有攙扶，不能跨一個六英寸高的門檻。但我比學堂裏所有別的學生都能讀能記些。我從不跟著村中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更因我缺少遊戲，我五歲時就得了“先生”的綽號。十五年後，我在康奈耳大學做二年級時，也同是為了這個弱點，而被了Doc（即Doctor縮讀，音與dog同，故用作諧稱）的渾名。
每天天還未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後把對我父親所知的一切告訴我。她說她望我踏上他的腳步，她一生隻曉得他是最善良最偉大的人。
據她說，他是一個多麼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間或休假回家的時期中，附近煙窟賭館都改行停業。她對我說我惟有行為好，學業科考成功，才能使他們兩老增光；又說她所受的種種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讀書來酬償。我往往眼睛半睜半閉的聽。但她除遇有女客與我們同住在一個房間的時候外，罕有不施這番晨訓的。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學。我年稍長，我總是第一個先到學堂，並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門要鑰匙去開學堂的門。鑰匙從門縫裏遞了出來，我隔一會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朗朗念書了。學堂裏到薄暮才放學，屆時每個學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每日上課的時間平均是十二小時。
我母親一麵不許我有任何種的兒童遊戲，一麵對於我建一座孔聖廟的孩子氣的企圖，卻給我種種鼓勵。我是從我同父異母的姊姊的長子，大我五歲的一個小孩那裏學來的。他拿各種華麗的色紙紮了一座孔廟，使我心裏羨慕。我用一個大紙匣子作為正殿，背後開了一個方洞，用一隻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擺孔子牌位的內堂。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賢徒，並貼了些小小的匾對，書著頌揚這位大聖人的字句，其中半係錄自我外甥的廟裏，半係自書中抄來。在這座玩具的廟前，頻頻有香炷燃著。我母親對於我這番有孩子氣的虔敬也覺得歡喜，暗信孔子的神靈一定有報應，使我成為一個有名的學者，並在科考中成為一個及第的士子。
我父親是一個經學家，也是一個嚴守朱熹（1130—1200）的新儒教理學的人。他對於釋道兩教強烈反對。我還記得見我叔父家（那是我的開蒙學堂）的門上有一張日光曬淡了的字條，寫著“僧道無緣”幾個字。我後來才得知道這是我父親所遺理學家規例的一部。但是我父親業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員小吏，而我的幾位哥子則都在上海。剩在家裏的婦女們，對於我父親的理學遺規，沒有什麼拘束了。他們遵守敬奉祖宗的常禮，並隨風俗時會所趨，而自由禮神拜佛。觀音菩薩是他們所最愛的神，我母親是為了出於焦慮我的健康福祉的念頭，也做了觀音的虔誠信士。我記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觀音閣裏去進香，她雖纏足，纏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還是步行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