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甫十三，即離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於上海。自這次別離後，我於十四年之中，隻省候過我母親三次，一總同她住了大約七個月。出自她對我偉大的愛忱，她送我出門，分明沒有灑過一滴眼淚就讓我在這廣大的世界中，獨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發展，所帶著的，隻是一個母親的愛，一個讀書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過了六年（1904—1910），在美國過了七年（1910—1917）。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我經曆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我讀了當時所謂的“新教育”的基本東西，以曆史、地理、英文、數學，和一點零碎的自然科學為主。從已故林紓氏及其他諸人的意譯文字中，我初次認識一大批英國和歐洲的小說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馬（Dumas p re and fils）、囂俄（Hugo），以及托爾斯泰（Tolstoy）等氏的都在內。我讀了中國上古、中古幾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學家的著作，並喜歡墨翟的兼愛說與老子、莊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學。
從當代力量最大的學者梁啟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漸得略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兒（Descartes）、盧梭（Rousseau）、邊泌（Bentham）、康德（Kant）、達爾文（Darwin）等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個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連續發表了一係列文字，坦然承認中國人以一個民族而言，對於歐洲人所具有許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顯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國家思想，愛冒險，私人權利觀念與熱心防其被侵，愛自由，自治能力，結合的本事與組織的努力，注意身體的培養與健康等。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們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爭的武器，商業轉運的工具外，沒有什麼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它們開了給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別的人一樣，對於世界整個的新眼界。
我又讀過嚴複所譯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和赫胥黎（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嚴氏所譯赫胥黎的論著，於1898年就出版，並立即得到智識階級的接受。有錢的人拿錢出來翻印新版以廣流傳（當時並沒有版權），因為有人以達爾文的言論，尤其是它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運用，對於一個感受惰性與濡滯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
數年之間，許多的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誌的文字上，就成了口頭禪。無數的人，都采來做自己的和兒輩的名號，由是提醒他們國家與個人在生存競爭中消滅的禍害。向嚐一度聞名的陳炯明以“競存”為號。我有兩個同學名楊天擇和孫競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對於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我請我二哥替我起個學名的那天早晨，我還記得清楚。他隻想了一刻，他就說，“‘適者生存’中的‘適’字怎麼樣？”我表同意；先用來脩筆名，最後於1910年就用作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