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達爾文與斯賓塞兩氏進化假說的一些知識，很容易的與幾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學說連了起來。例如在道家偽書《列子》所述的下麵這個故事中，發現二千年前有一個一樣年輕，同抱一樣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歡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製，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而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1906年，我在中國公學同學中，有幾位辦了一個定期刊物，名《競業旬報》，——達爾文學說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輸於未受教育的民眾，係以白話刊行。我被邀在創刊號撰搞。一年之後，我獨自做編輯。我編輯這個雜誌的工作不但幫助我啟發運用現行口語為一種文藝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話語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觀念和思想。在我為這個雜誌所著的許多論文內，我猛力攻擊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張毀棄神道，兼持無神論。
1908年，我家因營業失敗，經濟大感困難。我於十七歲上，就必需供給我自己讀書，兼供養家中的母親。我有一年多停學，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課五小時，月得修金八十元。1910年，我教了幾個月的國文。
那幾年（1909—1910）是中國曆史上的黑暗時代，也是我個人曆史上的黑暗時代。革命在好幾省內爆發，每次都歸失敗。中國公學原是革命活動的中心，我在那裏的舊同學參加此等密謀的實繁有徒，喪失生命的為數也不少。這班政治犯有好些來到上海與我住在一起，我們都是意氣消沉，厭世悲觀的。我們喝酒，作悲觀的詩詞，日夜談論，且往往作沒有輸贏的賭博。我們甚至還請了一個老伶工來教我們唱戲。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詩，中有這一句：“霜濃欺日淡”！
意氣消沉與執勞任役驅使我們走入了種種的流浪放蕩。有一個雨夜，我喝酒喝得大醉，在鎮上與巡捕角鬥，把我自己弄進監裏去關了一夜。到我次晨回寓，在鏡中看出我臉上的血痕，就記起李白飲酒歌中的這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決心脫離教書和我的這班朋友。下了一個月的苦工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所設的學額。我考試及格，即於七月間放洋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