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美國，滿懷悲觀。但不久便交結了些朋友，對於那個國家和人民都很喜愛。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給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這種對於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數年之間，就漸漸治療了我少年老成的態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賽時，我坐在那裏以哲學的態度看球賽時的粗暴及狂叫歡呼為樂。而這種狂叫歡呼在我看來，似乎是很不夠大學生的尊嚴的。但是到競爭愈漸激烈，我也就開始領悟這種熱心。隨後我偶然回頭望見白了頭發的植物學教授勞理先生（Mr。W。W。Rowlee）誠心誠意的在歡呼狂叫，我覺得如是的自慚，以致我不久也就熱心的陪著眾人歡呼了。
就是在民國初年最黑暗的時期內，我還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在致一個華友的信裏麵，我說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為無希望外，沒有事情是無希望的。”在我的日記上，我記下些引錄的句子，如引克洛浦（Clough）的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懼就是作偽者。”又如我自己譯自勃朗寧的這一節詩：
從不轉背而挺身向前，
從不懷疑雲要破裂，
雖合理的弄糟，違理的占勝，
而從不作迷夢的，
相信我們沉而再升，敗而再戰，
睡而再醒。
1914年1月，我寫這一句在我的日記上：“我相信我自離開中國後，所學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這種樂觀的人生哲學了。”1915年，我以關於勃朗寧最優的論文得受柯生獎金（Hiram Corson Prize）。我論文的題目是《勃朗寧樂觀主義辯》（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我想來大半是我漸次改變了的人生觀使我於替他辯護時，以一種誠信的意識來發言。
我係以在康奈耳大學做紐約農科學院的學生開始我的大學生涯。我的選擇是根據了當時中國盛行的，謂中國學生須學點有用的技藝，文學、哲學是沒有什麼實用的這個信念。但是也有一個經濟的動機。農科學院當時不收學費，我心想或許還能夠把每月的月費省下一部來彙給我的母親。
農場上的經驗我一點都不曾有過，並且我的心也不在農業上。一年級的英國文學及德文課程，較之農場實習和養果學，反使我感覺興趣。躊躇觀望了一年又半，我最後轉入文理學院，一次繳納四個學期的學費，就是使我受八個月困境的處分。但是我對於我的新學科覺得更為自然，從不懊悔這番改變。
有一科《歐洲哲學史》——歸故克萊頓教授（Professor J。E。Creighton）那位恩師主持，——領導我以哲學做了主科。我對於英國文學與政治學也深有興趣。康奈耳的哲學院是唯心論的重鎮。在其領導之下，我讀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學家比較重要的著作，我也讀過晚近唯心論者如布拉特萊（Bradley）、鮑森揆（Bosanquet）等的作品，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從未引起我的興趣。
1915年，我往哥林比亞大學，就學於杜威教授（Professor John Dewey），直至1917年我回國之時為止。得著杜威的鼓勵，我著成我的論文《先秦名學史》這篇論文，使我把中國古代哲學著作重讀一遍，並立下我對於中國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