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美的七年間，我有許多課外的活動，影響我的生命和思想，說不定也與我的大學課業一樣。當意氣頹唐的時候，我對於基督教大感興趣，且差不多把《聖經》讀完。1911年夏，我出席於在賓雪凡尼亞（Pennsylvania）普柯諾派恩司（Pocono Pines）舉行的中國基督教學生會的大會做來賓時，我幾乎打定主意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漸漸的與基督教脫離，雖則我對於其發達的曆史曾多有習讀，因為有好久時光我是一個信仰無抵抗主義的信徒。耶穌降生前五百年，中國哲學家老子曾傳授過上善若水，水善應萬物而不爭。我早年接收老子的這個教訓，使我大大的愛著《登山寶訓》。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我深為比利時的命運所動，而成了一個確定的無抵抗者。我在康奈耳大同俱樂（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部住了三年，結交了許多各種國籍的熱心朋友。受著像那士密氏（George Nasmyth）和麥慈（John Mez）那樣唯心的平和論者的影響，我自己也成了一個熱心的平和論者。大學廢軍聯盟因維臘特（Oswald Garrison Villard）的提議而成立於1915年，我是其創辦人之一。
到後來，各國際政體俱樂部成立，我在那士密氏和安格爾（Norman Angell）的領導之下，做了一個最活動的會員，且曾參加過其起首兩屆的年會。1916年，我以我的論文《國際關係中有代替武力的嗎？》得受國際政體俱樂部的獎金。在這篇論文裏，我闡明依據以法律為有組織的武力建立一個國際聯盟的哲理。
我的平和主義與國際大同主義往往使我陷入十分麻煩的地位。日本由攻擊德國在山東的領土以加入世界大戰時，向世界宣布說，這些領土“終將歸還中國”。我是留美華人中唯一相信這個宣言的人，並以文字辯駁說，日本於其所言，說不定是意在必行的。關於這一層，我為許多同輩的學生所嘲笑。及1915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對華二十一條件，留美學生，人人都讚成立即與日本開戰。我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勸告處之以溫和，持之以冷靜。我為這封信受了各方麵的嚴厲攻擊，屢被斥為賣國賊。戰爭是因中國接受一部要求而得避免了，但德國在華領土則直至七年之後才交還中國。
我讀易卜生（Ibsen）、莫黎（John Morley）和赫胥黎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誠實與發言誠實的重要。我讀過易卜生所有的戲劇，特別愛看《人民之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莫黎的《論妥協》（On Compromise），先由我的好友威廉思女士介紹給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教我：“一種主義，如果健全的話，是代表一種較大的便宜的。為了一時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將其放棄，乃是為小善而犧牲大善。疲弊時代，剝奪高貴的行為和向上的品格，再沒有什麼有這樣拿得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