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是用我三四月中寫出的中國文學史觀（見上文引的4月5日日記），稍稍加上一點後來的修正，可是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篇末還說：
上述八事，乃我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謂之“芻議”，猶雲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誌有以匡糾是正之。
這是一個國外留學生對於國內學者的謙遜態度。文字題為“芻議”，詩集題為“嚐試”，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陳獨秀先生是一個老革命黨，他起初對於我的八條件還有點懷疑（《新青年》2卷2號）。其時國內好學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也說“說理紀事之文，必當以白話行之，但不可施於美術文耳”（見《新青年》2卷4號）。但獨秀見了我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就完全讚成我的主張；他接著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新青年》2卷6號），正式在國內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獨秀之外，最初讚成我的主張的，有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先生（《新青年》2卷6號《通訊》，又3卷1號《通訊》）。此後文學革命的運動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餘討論，變成國內文人學者的討論了。
《文學改良芻議》是1917年1月出版的，我在1917年4月9日還寫了一封長信給陳獨秀先生，信內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第三卷三號）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正宗者，猶之清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
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