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嚐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嚐試。請看藥聖嚐百草，嚐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浪費。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嚐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誌。作《嚐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嚐試！（8月3日）
這是我的實驗主義的文學觀。
這個長期討論的結果，使我自己把許多散漫的思想彙集起來，成為一個係統。1916年的8月19日，我寫信給朱經農，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麵）。（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麵]。
那年10月中，我寫信給陳獨秀先生，就提出這八個“文學革命”的條件，次序也是這樣的。不到一個月，我寫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用複寫紙抄了兩份，一份給《留美學生季刊》發表，一份寄給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在這篇文字裏，八件事的次序大改變了：
（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個新次第是有意改動的。我把“不避俗字俗語”一件放在最後，標題隻是很委婉的說“不避俗字俗語”，其實是很鄭重的提出我的白話文學的主張。我在那篇文字裏說：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研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當是時，白話已久入韻文，觀宋人之詩詞可見。乃至元時，中國北部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文則有《水滸》、《西遊》、《三國》，曲則尤不可勝計。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至盛；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無可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幾發生於神州。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政府即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以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複古為高。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曆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