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87）
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是“罷黜百家，一花獨放”？
與何滿子先生商榷
發表在《光明日報》1981年8月5日第3版上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和非現實主義的評論近年來〈紅樓夢〉研究現象一瞥》是一篇重要文章。在這篇署名何滿子的文章裏，涉及到包括對整個“紅學”研究的評價、學術考證和文藝批評的作用等一係列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深入展開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正確解決和闡明這些問題，對發展“紅學”，繁榮學術，還是有實際意義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何滿子同誌的文章還是值得歡迎的，不管他的具體觀點正確與否都是如此。
從何文的整個標題和內容看來，何先生的意見是很清楚的、確定的。他認為紅學研究（不止近幾年）除了50年代殺出的幾個反“新紅學”的“小將”（他們也太社會學了），和後來企圖從藝術分析，特別“從小說的人物性格的分析來努力”的以及近年來“從曹雪芹的美學思想，從《紅樓夢》的藝術方法、人物性格，它的認識價值和藝術價值等等，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給讀者十分有益的啟發”的研究家外，大都陷入了“新紅學”（實證派）或“老紅學”（索隱派）的“老調子”裏，對這部現實主義的作品，作了種種非現實主義的評論，為曆史的促狹鬼捉弄，落在了“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原地”的“夢遊病”裏、“煩瑣考證”的泥坑之中。而“紅樓夢研究之所以搞得這樣煩瑣，歸根結蒂是‘自傳說’在作怪”，“是什麼什麼陰魂不散”的結果。因而迫切需要由何先生來喚醒和指路了。
在何先生的文裏，不但“新紅學”（它證實了作者是曹雪芹，給出了雪芹名霑和簡單家世生平以及創作《紅樓夢》的依據是自身經曆等問題）和“老紅學”一樣一無是處，而且把解放以來許多學者在雪芹家世、佚著、遺物、生卒年，有關史料等等方麵的所有考證、發掘、探討和論爭一概斥之為“煩瑣考證”，甚至是“鄰貓生子”，毫無價值，給予了極辛辣的譏諷。隻有王國維開始的，由某某繼承的文藝批評的路才是惟一“高明”的路，正確的路。應該把精力集中到這方麵來，才是重要的、“更可感謝的”。至於研究作者的生活、思想、情操、創作活動和藝術認識，那是為了理解作品，“也僅僅是為了理解作品”才去做的。其他什麼曹氏之譜牒呀，交遊呀，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詩詞呀，題跋呀，畫像呀，工藝書呀，乃至“假詩假畫的真贗之爭呀”，和60年代初的什麼曹雪芹卒於壬午、癸未之爭呀，大觀園遺址之爭呀，黃葉村地點之爭呀，脂硯齋是誰之爭呀，等等等等，通通一無是處，“超過了界限”，是“煩瑣考證”，甚至是研究《阿Q正傳》時更多地研究了周作人的日本老婆，在十年橫掃中，因國家領導人對這些“紅學”和“紅學家”們采取了分析和保護態度，沒有被階級的金、銀、鋼棍子掃除盡淨，並且很快繁榮、興隆、熱鬧起來，表現了那麼多的遺憾之情這樣何先生自己是不是就走得太遠了呢？
不僅如此，他在文章的第六段中更明說：“如果說，在除了‘儒法鬥爭’以外什麼也不許講的年代，為了不甘心給幫氏‘紅學’推波助瀾，這才偏要搞點‘實證’搞點‘索隱’，應該是無可厚非的話，那末時至今日，本來早就不該一味沉湎在如此這般的‘紅學’老調子中了。”可見在何先生看來，今日誰搞考證，誰就是唱如此這般的老調子，不管有多少新材料、新觀點、新發現、新成果，“煩瑣考證”、“鄰貓生子”的大帽子就戴定了！相反，隻要是文藝批評，不管怎樣重複，違情悖理，也不在此列。因此，何先生並不是反對煩瑣考證（這是應該的）和考證中出現的瑣碎方麵（這也應該），而是反對一切考證，獨尊文藝或藝術批評。
有鑒於這篇文章的非比尋常及其在有關方麵的影響，就以下問題談談我的看法，以就教於何先生和廣大讀者，還是非常有必要的。歡迎何先生和其他同誌批評。
（一）紅學到底有沒有成績？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看是肯定的。包括胡適在內的“新紅學”或“最新紅學”還是有成就的。列入各種版本《紅樓夢》前言中的有關作者的材料，都是“新紅學派”考證的結果。以胡適為例，他依據自己發現的材料證實了作者是曹雪芹，其他什麼某孝廉、曹一士都是無稽之談，指出了敦誠、敦敏是雪芹的朋友，並對雪芹的名字、家世給出了簡單的結果。同時還論證了後四十回是高鶚的續作。他還根據自己搜集的材料駁斥了《紅樓夢》是寫的這家那家的謬論，證明了它是“曹雪芹真事隱去的自敘”。他也沒有認為賈家即是曹家，寶玉與曹霑相等，後來他還指出“賈妃本無其人，省親也無其事，‘大觀園’不過是雪芹‘秦淮殘夢’的一境而已”。真事隱去的自敘傳，不等於自傳，這意思應該說也是對的，其實也就是以自身經曆和感受為基礎寫成的小說。魯迅先生早在《紅樓夢考證》發表時，就在他的有關文章中肯定了這一點，所謂“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我們大家，包括何先生在內，都是因這一《考證》才知道了作者是誰，家世怎樣，等等。我們不能因為他後來政治上反動，就連他的學術成果也加以否定，正像我們不能因為資產階級反動就連他們的工廠和高樓大廈也加以反對一樣。
在他以後，許多學者的貢獻也是不能否定的。以著名考證學家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為例（何文第四段明顯地有所針對），其中“史料編年”一章確有一些離題較遠的地方，“年譜”和“點將”中更把賈家人和曹家人，賈寶玉和曹雪芹的生活一一對應起來，犯了“以假作真”的錯誤（新版均已改正）。但其中總還是搜集了大量的史料，雖遠（在沒有近的情況下，找一些遠一點的資料也是應該允許的，並在實際研究中是有益的），但為找到近的史料提供了方便。特別他對於原著的探索和脂硯齋的研究，給後人的影響最為巨大，為整個弄清“一芹一脂”的生平和《紅樓夢》內幕奠定了基礎。再如吳恩裕先生的《有關曹雪芹八種》、《曹雪芹佚著淺探》等著作也都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材料和看法。他們發現的新史料更不能一筆抹殺。否定一切的觀點無論怎樣，都不能認為是正確的。至於1962年圍繞雪芹卒年展開的討論，那是從“橫掃”一開始就被認定為是文藝界“烏煙瘴氣”的表現之一的。現在何先生也是沿著自己開辟的路子和“幫氏紅學”走到一起去了，真令人遺憾。我們希望何滿子先生能改變這一態度，對功過是非，采取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
（二）隻強調文藝批評，排斥一切考證對不對？
我想是不對的。在研究的領域中，文藝批評自然是一個重要方麵，通過它可以對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得到更多的了解和有益的啟示（錯誤的當然不在此例），但不管怎樣不可能是惟一的方麵，必要的考證以及注釋等，還是不可缺少的。全盤否定一切考證，說今日考證就是老調子是根本不對的。《紅樓》到底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還是一部報告文學或傳記文學，單憑對作品的文藝批評是不能解決的。至於作者的身世，寫書的過程，版本源流，批評史等等，更是不能離開考證這一方法的，離開了考證，就根本無法完成。
認為隻有文藝批評是惟一重要的，其他都是胡扯，並要求所有人都來搞文藝批評，把精力都放到這方麵來是完全不應該的；文藝（還有史學等）研究的領域，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好。“罷黜百家，一花獨放”的局麵總是不景氣的，即或你是一朵荷花出汙泥而不染的荷花也是一樣。人們還喜歡春蘭秋菊，喜歡純淨嬌弱的海棠和淩霜傲雪的梅花，就是三春桃李，也自有它的地位，在百花園內，不可廢除的。
要大家都來搞文藝批評，把精力都集中到這方麵來，不僅是不應該的，也是不可能的。人各有誌，人各有別，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就算你的文藝批評最重要吧，也得我有這個能力才行，假如能，我不但要把精力集中到你所說的文藝批評上，還要把精力集中到更重要的例如政治活動、革命變革、方針政策等更有意義的方麵，那樣的努力雖更可感激，但我卻沒有這個才能。你能成大海，就成大海；他可以為江河，就為江河；我隻能作小溪，那就讓我作小溪吧！何必勉為其難，棄長就短，強求一律呢？能奔馳的奔馳，能遊泳的遊泳，能翱翔的翱翔在原野、在湖海、在長空，各盡所能，發揮優勢，不是更好嗎？
隻要是推陳出新，管他是考證也好，評論也好，隻要有新材料、新思想、新成果，都應該允許發表。反過來，就是文藝批評，如果老調重彈、陳陳相因，不斷重複前人已經說過千百遍的話，我看還是屬於應去除的範疇的。把考證一概斥之為“老調”，把文藝批評一律捧之為“高明”，僅僅反映了一部分評論工作者的偏見而已。這種不看內容隻看形式的觀點比“題材決定論”更為糟糕，照這種意見辦去，紅學研究非走到“秋風肅殺，百卉凋零”的路子上去不可！
不但考證是必不可少的，就是索隱，對一些確有所隱的作品，也是應該的。不講伊索寓言，單講安徒生童話《醜小鴨》就是這樣。如果我們說這隻是創造了一個“醜小鴨”（及其他鴨子、火雞等）的形象，這形象有什麼什麼意義、價值，描寫得如何真實生動，“自然流暢如行雲流水”、“波瀾壯闊，起伏跌宕”等等，不承認這背後隱有安徒生個人的辛酸境遇：他小時蒙受的種種羞辱（直到“脖長”這種細節），以及最後變為“天鵝”列入了古今名家的行列，受到他們的尊崇，而他始終謙虛，那就終歸不出小兒之談而已。又如唐代韓愈的《雜說》（特別千裏馬說）、近人鄧拓的《夜話》之類，都是確有深意的，隻就表麵文字分析，是永遠也得不到要領的。
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永遠是惟一正確的思想方法，有所隱則求其隱，索其隱，無所隱則不牽強附會地去強求所隱。就《紅樓》而言，作者（及評者）一開始就明白指出這是一部深有所隱的作品，在“假語村言”後麵隱有“真事”，並一再囑咐我們“隻看此書背麵”，感慨“誰解其中味”？事實也確實如此，“一芹一脂”即曹雪芹和孔梅溪的身世就在這一部書的背麵，對其進行索隱，是完全正確的。老“索隱派”的錯誤及其理所當然地被拋棄，並不在於他們搞了索隱，而是在於其索隱的方法和結果是錯誤的罷了。
（三）研究作者僅僅是為了理解作品嗎？
我認為何先生的這一論點也是片麵的，不能成立的。除了理解作品外，至少還有其他方麵的原因，例如飲水思源。我們飲了前人的井水，應該不忘掘井人的辛勞，正像我們吃了人民的飯，穿了人民的衣，住了人民的房應該時刻不忘為人民服務一樣；我們讀了人家辛苦創作的真切動人、自然流暢，令我們得到“十分愉快的享受”和多種教益的偉大作品，不應該想想它的作者為誰，他是怎樣嘔心瀝血、慘淡經營，寫成此書的嗎？不應該對作者成功的勞作表示我們的敬意和謝忱嗎？對於這部被譽為“中華民族的驕傲”之一的巨著，作為民族的子孫後代，如果我們連作者的名字、大致經曆都搞不清，不是太有負於他了嗎？為了感謝和表彰他的功績，我們有責任搞清楚他的一切。看了《紅樓》把作者曹雪芹念念不忘記在心裏，並非即是特種學者胡適者流，正如看了《呐喊》、《彷徨》等等作品把魯迅念念不忘記在心裏一樣。
再如，作者本人也是典型，特別偉大作品的作者，也有其現實意義。例如魯迅研究難道真的僅僅是為了理解《阿Q正傳》嗎？在阿Q這一典型形象中我們看到了國民性中消極病態的一麵，精神自慰的一麵，而在魯迅這一形象中則表現了國民性的另外一麵，積極堅強的一麵，絲毫沒有奴顏媚骨的一麵。前者可以引起救治的注意，後者可以增加我們的自信，鼓舞鬥誌，振奮民心。
此外，研究偉大的作者還可以得到多方麵的教益，如學習他們怎樣觀察生活，如何剪裁概括最終寫成偉大作品的，等等，都是不能歸在“為了理解作品”的名下。何先生的論斷和別人一樣也並沒有更多的根據。超人並不存在於人世，隻有飄渺的雲端才有所謂的上帝或觀音大士，獨具慧眼洞察一切。我們包括權威在內，都還是“謙虛謹慎”的好。
因此“曹學”還是不可廢除的，正像魯迅和中外名家的研究是不可廢除的一樣。對曹雪芹和他的愛人兼助手又是卓越的女批評家脂硯齋主人，即東海孔梅溪的研究也是不可廢除的。誰如果願意專從理解文藝作品的角度去研究作者，或根本不研究作者而隻理解作品，那是可以的；反過來人們從更多的意義上去研究作者（包括史學意義）也應該得到高明的允許才是。由於讀了《紅樓夢》進而歎賞作者的才情，仰慕他的為人，進而想了解他的身世、生平，寫書的起因、經過：他是怎樣將現實生活概括裁剪著成此書的？這就要知道書後的本事及真事與假語的異同，他的各種佚著、遺物、書法和繪畫，他的政治活動及曆史地位等等，在數不清的《紅樓》讀者中還是大有人在的。相反，“為了理解作品也僅僅是為了理解作品”才去研究作者的，雖然不是特種學者，但畢竟是少數。
《紅樓夢》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它的撰寫和批注過程，它的版本源流，它的原作者和批者的平生遭際、離合悲歡，他們的佚著、遺物、書法和繪畫，他的政治生涯及曆史地位等等，盡管分屬於不同的學科，可以分門去述，但是為了方便讀者和一切關心曹雪芹的人，將其集中起來，成立一個綜合性學科，定名為“紅學”，稱從事上述研究工作的人為“紅學家”或“紅學研究者”有何不可呢？相反如何先生主張的那樣將對《紅樓夢》的文藝批評稱“紅學”，對《水滸》的文藝批評稱“水學”，對《阿Q正傳》的文藝批評稱“阿學”，以此類推，“×學”不是太多了嗎？而“文學評論”還剩下什麼文學作品可談呢？事實上“紅學”一開始就是一個熔文史哲等等學科於一爐的“雜學”，而曹雪芹則是這一學科的中心或綱。正因為此，研究和探求曹雪芹生平及佚著的作品和作者，雖然不斷遭到種種責難、攻擊和圍剿而曆久不衰！可以斷言，無論誰，不管多有權威，也不論怎樣反對和詛咒，都絲毫阻止不了“紅學”在她自己的軌道上前進！人心是不可以違抗的。
和魯迅研究一樣，曹雪芹及孔梅溪的研究也必將給中華民族的思想和情操帶來重大影響，曹雪芹和孔梅溪這一對千古情人的愛情和事業將傳遍人間！
（四）何先生的文風是否有點過分？
我認為何先生的文風，和“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抓住一點，不及其餘，斷章取義，肆意誇大，無限上綱，殘酷打擊”的“棍子”文風自然根本不同，不過，是否還有點餘風呢？他在一筆抹殺幾十年來整個“紅學”的研究成果時，就有點那種誇大上綱的氣味。在整個紅學研究中超過界限失之於遠者有之，“十八代祖宗”之類是也；失之於微者亦有之，“揚州馬吊”之類是也。但總是部分而非全體。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更是如此，和“橫掃”中獨興的作為攻擊他人工具的“幫氏紅學”是根本不同的。所謂十八代祖宗問題，誰曾專門精心研究過它呢？人家隻是在研究雪芹家世時，由於有族譜之便順便指出他是宋武惠王曹彬之後或明安國公曹良臣之後，以後入遼降清，再“從龍入關”至璽、寅、顒、頫三代四人任江寧織造，對雪芹生活思想有何影響？雖沒止於三代也不見得就那麼錯誤，值得大肆攻擊。“葉子”即“揚州馬吊”不過是一篇短短的注釋文章（讀者還是需要注釋的，雖隻一物或一詞），由於別人不知道自然要加一點理由，有什麼必要大驚小怪呢？又有哪一個從事曹家曆史和雪芹生平考證的人認為“隻要把曹家的曆史搞清楚，曹雪芹生平理一理，《紅樓夢》便可以了如指掌、盡在其中”呢？又有哪一個參加雪芹卒年或詩畫真偽討論的人不是抱著對作者、讀者認真負責的態度，想把這一偉大作者的卒年、相貌搞清楚，而是如何先生說的是“趕熱鬧”或自謂“引經據典、你爭我辯，十分有趣”呢？
對別人的文章嚴之又嚴，任意曲解，對自己的文章隨意放縱，一寬再寬，如大觀園係“恭王府”或“隨園”，他寫成係“忠王府或隨園”，雪芹卒於壬午、癸未之爭，相差整整一年，他寫成“不過幾個月，百把天”，就是例子。
這種自己不去具體研究（不論是文藝批評還是曆史考證），隻在那裏批評別人這也不對、那也不對的作風是一種很壞的文風，除了阻撓學術發展是不會有什麼好的作用的。
總之，我認為何先生的這篇文章，是有失公允的，盡管何先生在文化和文學藝術方麵還是頗有成績的。考證無論何時都是必不可少的。對曆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作者（如魯迅和曹雪芹）展開深入的考證，弄清他們的身世生平、各種佚著遺物，然後進行綜合研究，對豐富和提高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平，還是很有意義的。建議深入開展這方麵的研究和考證工作。
相反，離開了考證，學術研究就隻能陷入真正唯心主義主觀臆斷的泥坑，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如何文，他在把近年來的紅學研究和爭論一律定為“鄰貓生子”、“測字猜謎”、“煩瑣考證”之時還舉出了“假詩假畫的真贗之爭”。這裏“詩”指雪芹佚詩，“畫”指雪芹畫像，為了鑒定其真偽紅學界進行了討論。現在何先生斷言這都是“假詩假畫”，這樣何先生也就自覺不自覺地滑入了“真贗之爭”的“煩瑣考證”的泥坑中了。或許他的論斷是有根據的，就是說他也搜集了材料作了他深惡痛絕的“煩瑣考證”，或者他沒有進行“煩瑣考證”，他絕不失足於這種微賤的工作，那他比胡適之博士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否更加明白地是屬於主觀唯心主義的範疇呢？
1981年12月30日
二、關於學術考證之我見——與楊公驥同誌商榷
楊公驥同誌在《光明日報》1月25日文學欄發表了《關於“純學術”的考證學》一文，對中外一些學術活動和考證本身提出了重要意見，這是很可稱道的。
文章很簡練，不過兩千多字，分前後兩部分，字數幾乎相等。前半是對“純學術考證學”的批評或批判，指出這種考證學不但微末瑣細，而且是“實用主義、實證哲學、存在主義、行為主義和心理分析學派”等等學說的自覺或不自覺的表現，“和考證牛頓的蘋果同屬一家風”。“其低者無非是搜集一些與文學無關的古代‘小道消息’，其高者也不過是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都算不上是科學研究”，“無助於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後半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闡述考證的必要性，用以“說明”他“毫無輕視搜集材料或反對考證材料之意”。“那些認為馬克思主義隻會‘務虛’，隻會講抽象的大道理，而不從事具體的考證，不講求‘考證學’的看法，或是出於誤解，或是出於無知”。“無證不立，孤證不信”，“材料不確實，推論必然失誤。”“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科學研究都必須先從考證材料入手。”
我覺得文章還是很有說服力的，對我這樣的工程技術人員還是很有教益的，特別後半部分，論斷和論證都極正確，令人拜服。隻是前半部分，對“純學術考證學”的批判，似乎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楊文對其集中批判的“純學術”的考證學指的是什麼？這種考證學和他重視的馬克思主義考證學究竟怎麼區別？楊同誌自己並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說明，不過他舉出了一係列事例，如西方本世紀學術爭論中的熱門議題：“荷馬是否確有其人？他是不是雙眼瞎？蘇格拉底和他的青年弟子間有無瀆神行為？拜倫是不是梅毒病患者，那又是怎樣感染的？莎士比亞是否真有其人，還是培根或哪位男爵的化名？莫裏哀和其妙齡妻子間有無血統關係？歌德的風流韻事究竟有多少？王爾德的案情到底如何？”“吉訶德先生的‘原型’是誰，他的形狀怎樣？波娃荔太太的‘真人’的娘家媽是誰，她的家境如何？”以及中國文學史中的種種爭論，如“陶淵明有幾員愛人兒？杜甫是黃牛肉還是水牛肉撐死的？白居易的媽閨名叫啥，她是怎麼死的？曹雪芹的烹飪術如何？他會不會糊風箏？大觀園到底在哪裏？齊天大聖孫猴子的根據地花果山究竟坐落在哪一省，江西，陝西，抑或甘肅？”若此等等就是他說的“純學術考證學”的表現，並作了嚴厲的批判。
乍一看，初看，或表麵看來，這些問題，確都微末細瑣，離題太遠，對此談起來津津有味，鉤沉稽佚，發隱抉微，著書立說，真是小題大作，毫無意義，確在應予聲討的範疇之內，楊公驥同誌是完全正確的，但再看、細看或深入地想來，事情就不盡然了。
以曹雪芹的烹飪術如何，他會不會糊風箏為例，初一看，這是多麼微末呀！研究《紅樓夢》連帶研究曹雪芹，現在又研究他的烹飪術和會不會糊風箏，還有比這更瑣碎的嗎？然而這僅僅是表麵。孤立地看它確實瑣碎，但這個瑣碎卻是和其他一係列重大問題聯係在一起的，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是解決某些重要問題的關鍵。這些問題是曹雪芹的人生觀念如何？《廢藝齋集稿》中的記載是否可靠？《集稿》特別是其中的《南鷂北鳶考工誌》是否是他的另一部作品？其中的字體是否是這一偉大作家遺留下來的惟一真跡？等。因為吳思裕先生（據孔祥澤）發現了這一《集稿》，提出了這一係列問題。倘使能證明曹雪芹本不會烹飪，也不會糊風箏，那麼《集稿》和《考工誌》自然不是他的作品，其中的雙鉤自然也不是他的筆跡，這些作品包括《懋齋記盛》就是偽品，其中反映出的思想與他無關，進而對理解《紅樓》也一概無關。對此展開討論或爭論是自然的必要的，不應離開具體分析，簡單地冠以“瑣細”的帽子，上綱上線，更不該橫加嘲笑，這對人、對己、對繁榮學術、對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都是有害無益的。
再如白居易的媽閨名叫啥，她是怎樣死的，乍一看也非常瑣碎，研究唐詩連帶研究白居易，現在又進而考證起他媽叫啥，怎麼死的，怎能不令人感到無味呢？但和前題一樣，這一瑣碎問題卻是和白居易思想觀點的形成、一生功業及全部著述聯係在一起的。倘使他的母親確是被黑暗社會製度迫害而死，從而激起了白氏對那一社會製度的憎惡和憤慨，促成了他對被壓迫婦女進而對被壓迫人民的同情，又從而促使他寫成了像《秦中吟》等一係列飽含人民性的不朽詩歌，這難道不值得研究和爭論嗎？郭沫若先生不是說有好的母親就有好的子女嗎？研究偉大人物的母親及其對子女的影響，對理解偉大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從來就是有意義的。正如研究魯迅的爸爸叫啥，是怎麼死的，這對研究魯迅先生思想人生觀的形成和發展、一生事業、全部著作，都毫無關係嗎？能說考證介紹這一切也是什麼細微瑣事，是橫生的枝節，犯了“純學術考證學”的錯誤，陷入了實用主義或實證哲學的泥坑了嗎？要知道最早提到這一切的恰恰是先生自己！如果我們不僅想知其然，還想知其所以然的話，我們怎麼能夠拒絕這一切呢？
同樣，西方本世紀學術爭論中的那些熱門議題，也不都是毫無意義的。有的本來就是重大問題，如荷馬是否確有其人之類，它對於楊先生自己強調的，應著力研究的“文學實踐的曆史過程和發展規律的探討”，本身就大有關係。倘荷馬本無其人，荷馬史詩隻是後人的假托，我們還能講什麼，從荷馬史詩到莎士比亞戲劇，再到巴爾紮克小說的“曆史過程和發展規律”嗎？有的雖看似瑣碎，諸如作者有什麼生理缺欠、驚世駭俗的行為、殘疾或不容於世的作風等等，其實大都和他們思想性格的形成有關，和他們的一生遭際有關，和他們之所以能對當時的社會人情有超人的認識終於成就了偉大的事業有關。所謂“文王拘演周易，仲尼厄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雲雲，這不也正是人才成長的“曆史過程”和思想發展的“客觀規律”嗎？指明這一切可以激勵那些有殘疾不足、身陷困苦和逆境中的人，發憤圖強，在苦鬥中成才，做成千古不磨的業績；對那些得天獨厚卻遊手好閑、安於現狀、不求進取的人，也是一個嚴肅的警告。
這一切真的都是那麼可笑，毫無價值嗎？
弄清了作者身世，就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也就能更好地領會作品的思想政治傾向和作品中的一些疑難問題，這個讀其書應知其人的道理，我想楊公驥同誌也是懂得的。至於考證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或真人是誰，形狀怎樣，和書中典型有哪些異同，對我們具體的向名家名作學習寫作技巧，取得借鑒，具體領悟他們是怎樣塑造人物、提煉主題，怎樣對生活素材進行剪裁、加工和概括，把現實中的真人變為藝術形象，變生活為文學的，不是很有意義嗎？怎麼能說這一切都是實用主義，連小學生聽了都覺得可笑呢？未免太過分了！何況書後作者和真人的生平也是有其思想意義和美學價值的。如考證“江雪琴”和“保爾·柯察金”的真人是誰，形狀怎樣，不也都很激動人心嗎？更不必說魯迅與曹雪芹生平的研究了！
因此一般的反對對書中的人物特別是作者生平考證的觀點是完全不對的，我們不能因為實用主義者胡適搞過作者和小說考證，就把這一考證一律歸之於實用主義或實證哲學的名下，而予以否定。
因此，對一些有重要影響的曆史人物、作家和作品，特別是目前很不清楚的，如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展開深入的考證和爭論，弄清作者的生平和書後的真事，不但是有價值的，而且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而在考證的過程中，有時就可能（或必然）涉及到許多非常瑣碎的事情，而且一般說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任何科學研究（套用公式例外）都是相當艱苦細致的工作，離不開一係列煩瑣細碎的末事的解決。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拒絕煩瑣細碎的工作就是拒絕研究，拒絕發現，拒絕真理。因為重大的真理，高級的器物，都是由碎部組成的。純粹的瑣碎應該否定，與整體和重大問題有關的瑣碎不該也不能否定。對這種瑣碎的細節展開討論和爭論是應該允許的。否則一冒頭就打入冷宮，重大問題怎樣才能發現並得到證實呢？那就不僅大魚捉不到，連小魚也放走了。
高山不棄拳石，大海不棄細水，樹木不棄枝葉，文章不棄細節。不棄拳石始能成高山，不棄細水始能成大海，不棄枝葉始能成樹木，不棄細節始能成文章，何況還是這麼重要的細節，和整體大有關聯的一環！
楊公驥同誌的指責，我以為是無理的。
其他，陶淵明有幾員愛人兒？包法利夫人真人的娘家媽是誰？她的家境如何？大觀園或花果山在哪裏？（這裏有明顯的曲解和閹割的痕跡）也大都類似，是“事出有因”，都是中外學者在研究古今偉大的作者的身世、思想和創作活動，人物和環境的塑造等重要問題時涉及到的一個或一些細節，與整體有關的點點滴滴。單獨把它抽出來，孤立出來，肆意曲解，橫加嘲笑，是很不應該的。
一些學者因此稱家成派，博來學位或贏得獎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自然在中外種種學術論爭中，出於不正當甚至反動目的或動機，使用錯誤的邏輯方法參加爭論的人和文章，肯定是有的，失之瑣碎細微和大而空的東西都在所難免，但就這一切討論的總體說來，特別發生在中國今日學壇上的種種爭論，大方向肯定不是那樣的。
我以為楊公驥同誌正是犯了他以為別人犯了的那種方法論方麵的錯誤，他不是從事物的相互聯係和發展變化中去看待問題，分析問題，“掌握事物的一切方麵、一切聯係和媒介”，而是孤立地、片麵地、靜止地看問題，割斷了種種問題的相互聯係，僅僅抓住一點就作出了錯誤的判斷，於學術無益。
後半部的光輝論述，不幸也因之失色。
我以為考證和評論是文藝及史學等研究的兩個重要階段，考證是評論的基礎，是最起碼也最基礎的一步，而評論則是在考證確鑿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揮，是研究的更高階段。兩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的。因此從事文史考證和評論的同誌應該互相尊重，共同提高，而不是互相攻擊，揚此抑彼。
這裏應該補充一下，從事考證的同誌從來未攻擊過從事評論的同誌，隻有也僅有從事評論這一高級工作的人，幾乎是不斷地對那些可憐的考證，反複地發起攻擊，特別對紅學考證。盡管目前中國學術界對這部被譽為中國的驕傲的偉大作品的作者生平、擬書底裏、取材、加工和概括、構製、潤色、成書過程、主觀命意等等問題都幾乎是毫無所知，但對這個可厭的考證，還是非攻擊不可！
我們充分尊重公驥同誌，也希望公驥同誌能尊重其他同誌和別的學者，他們也不是都那麼無聊，那麼浮淺，那麼沒有判斷力，連小學生不如。
“小學生聽了發笑”是絲毫也說明不了什麼問題的。許多偉大的發現，包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達爾文的物種進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等無一不曾被小學生及其他庸人笑過（受騙的笑），因為他們還不能理解那些更高深的東西。
說到考證牛頓的蘋果，倘有精力我就是想考證的一個。不過先要考證一下這個傳說是否可靠（牛頓因見蘋果下落引起沉思），如確實可靠則進一步考證一下是哪棵蘋果樹落下蘋果引起牛頓沉思，並最終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為此就有可能要考證到它的大小種類，考證到是誰栽種的？是青香蕉還是紅倭巾？有哪些見證人，包括吃了這一蘋果的那一見證人，然後在那裏豎起一塊醒目的招牌，上寫：“記住吧，人們！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曾經在這裏深沉地凝思過，它對人類智慧的發展，是一個重要見證。”
總之，我認為糾正學術考證中過於細微的偏向是對的，應該的。不但學術考證中過於細瑣的偏向應該糾正，學術評論中煩瑣細微的偏向也應該糾正，不但學術考證和評論中過於細瑣的偏向應該糾正，學術評論和考證中的大而空的偏向它是我國學壇的頑症，也應該糾正。但都應實事求是，開展恰如其分的批評，不該過分，不該不作具體分析，不該任意閹割曲解，不該采取橫掃一切的態度。這不但對自己同誌不合適，對國內外大多數學者也是不合適的。
以上門外淺見，難免謬誤和不當之處，請指正。
1983年2月3日改定
三、日月與螢火之光
再談楊公驥對考證的批評
年初，楊公驥先生的《關於“純學術”的考證學》一文於《光明日報》文學欄發表時，文中他並未指明何謂“純學術的考證學”，而隻是舉了些例子，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都是一些考證作者和書中人物的極瑣細的方麵，甚至是橫生的枝節，如“曹雪芹會不會糊風箏？”“波娃荔太太真人的娘家媽是誰？”“杜甫是水牛肉撐死的，還是黃牛肉撐死的？”之類，文中也並未提及反對考證曹雪芹生平如何，他是怎樣寫此《紅樓》一書的，其中詳加描述的種種人物和事件是如何創造出來的？等等，也不反對考證波娃荔太太的真人是誰，家境怎樣，是哪些事觸動了福樓拜，促使他決定寫這部作品，其中哪些是實錄，哪些是加工改製，哪些是虛構，為什麼要那樣處理，對福氏及當時社會有何影響，對我們今天的創作活動有何意義，等等，他隻是反對那些瑣事（不考證波娃荔隻考證她媽），而那瑣事又和這裏講的一切沒有關連，因此對他批判的“純學術考證學”究竟指的是什麼並不真清楚。同時對他說的“任何一門科學研究，如果離開了它自身的性質、特點和範疇，就會失去其科學意義”，“文學史的研究作為一門科學，它的發展主要是靠對文學實踐的曆史過程和發展規律的探討，而不是依靠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微言瑣事的考證”，對他後半部分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考證和前麵說的所謂“純學術考證”怎麼區別也理會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