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由於無意中讀到了楊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受到很大啟發，認識到他說的馬克思主義的考證，就是他在《文學史》中詳加論述的，某某時期的生產力水平、生產關係和社會經濟結構，政治鬥爭和曆史事件以及這些在某一時期的文學中反映的某一時期的某種文學之所以出現，所以發生，所以有那些特點的原因，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等等。因此，單單考證某一作品的作者生平及書中人物的真實情況等等，本身就都是“離開了自身的性質、特點和範疇”，因而也就失去“科學意義”，“算不上是科學研究”，誇大了個人作用，對物質世界發展的曆史必然缺乏認識。
因此楊先生的一抑一揚是明擺的，隻可惜我平生不喜讀書，以為那都是時人不能理解前賢混編胡纂出來的，以致長時間未能了解楊文的其中之味，以為他隻是反對考證他列舉的那些過細的瑣事，因而評論也不切實際，現在終於恍然了。
應該說，楊公驥同誌在《文學史》中運用的那種方法，嫡真是馬克思主義的。由生產實踐說到經濟關係，由經濟關係說到政治曆史事件，由政治曆史事件說到文學藝術，它的產生、發展、時代特點等等表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再從文學藝術產生後的相對獨立性，它的反作用，對政治經濟等等發展的影響，社會意義和曆史作用等等表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由於沒深讀細節，不敢說其中沒有小的不切和失誤之處（細讀了也未必能看出），但大節目、大骨架、大輪廓確實是正確的，是一篇好的文學史，也是一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很好例子，的確是高人一截。無怪楊先生對那些陷於迷途的“純學術考證學”置以不屑一顧的神情，說它們“和考證牛頓的蘋果同屬一家風”，“算不上科學研究”，“無助於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等等。
相形之下，不但考證楊文列舉的那一些瑣碎之事，包括：荷馬是否確有其人，是不是雙眼瞎？蘇格拉底和他的青年弟子有無瀆神行為？拜倫是不是梅毒病患者，又是怎樣感染的？莎士比亞是否真有其人，還是培根或哪位男爵的化名？莫裏哀與其妙齡妻子間有無血緣關係？歌德的風流韻事有多少？王爾德的案情究竟怎樣？吉訶德先生的“原型”是誰，形狀怎樣？波娃荔太太真人的娘家媽是誰，她家如何？以及陶淵明有幾員愛人兒？杜甫是水牛肉還是黃牛肉撐死的？曹雪芹會不會糊風箏，烹飪術如何？大觀園在哪裏？齊天大聖孫猴子的花果山在哪一省，江西，陝西，抑或甘肅？等等都是毫無價值的，就是考證這一切偉大作者的生平曆史、著書過程、書中人物的真假虛實以及裁剪加工情況等等也通通遠為遜色。
文學是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的，有什麼樣的時代就產生什麼樣的作品，反過來又作用於時代，促成時代的發展作者個人的悲歡境遇、主觀意圖都相應變成次要甚至是無足輕重的事情了。
因此，對曆史上某一個作者和某一部作品中的人物的考證或純學術考證，比起楊先生的文學史巨著無疑是日月與螢火之光，它給人類或世界帶來的光明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不過，我覺得《文學史》作為一門科學，是有它的自身的性質、特點和範疇，但它和曆史上的文學或古典文學，似乎還不能完全相等，後者也還是有它自身的性質、特點和範疇文學之為文學的那些地方，文學的曆史和曆史上的文學，還是應有區別的。
而對於曆史上的偉大作者及其書中的人物的考證，作者的生平曆史、家庭環境、生理特點、思想性格的形成和發展，創作的緣起和經過，其作品中人物事件的真假虛實，對素材的選取、加工和改製過程，或某一典型人物的真人如何？平生怎樣？有哪些動人或發人深省的典型特點？如何引起了某某作者的關注？又是怎樣剪裁、加工、豐富發展，最後寫成了某一巨著的？這些也還是有其自身的價值和意義的。對那些於生活感觸頗深，想寫而又寫不出無愧於時代和時代人民的作品的那些作者，還是稍有或很有幫助的。似乎還是不應該通通歸到“實用主義、實證主義、存在主義、行為主義、心理分析學派”等等思想方法的範疇，像考證“牛頓見到的那棵蘋果樹是誰種的？那個蘋果是青蘋果還是紅蘋果？最後是被誰吃了？”一樣，“連小學生聽了都會發笑的！”
因為這畢竟是一點螢火或一抹微光，雖遠不能與日月競勝，但它畢竟也是一種光燭照世界和人類心靈的光。
何日月堂堂，不能容納些微螢火？
或曰：既知日月堂堂，胡不效巨偉淩空，甘為流螢撒地？曰：渺小莫奈何也。
1983年7月
四、從濮氏題跋說到“以意逆誌”
世傳劉銓福（子重）藏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上有濮文暹（青士）、濮文昶（椿餘）兄弟的一段跋語，其文曰：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餘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能起作者一譚。睹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寶之。青士，椿餘同觀於半畝園並識。乙醜孟秋。
跋語雖短，卻很精辟，對怎樣理解曹雪芹的《紅樓夢》，《紅樓夢》一書的基本特點是什麼，真本和偽本的主要區別在哪裏，如何評價後四十回和程偉元、高鶚的續刻，都很有參考價值。
對此，江慰廬同誌第一個在《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3輯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並對跋語作了解釋。他說：
濮氏獨具慧心隻眼，最早看清並寫出了雪芹托辭“小說”，實則采用了“曲而達，微而顯”“諷時罵世”的“史家筆法”的題跋，有憾於“世所刊”走了樣的程高本“逆意”，恨不得起作者於地下一譚，並把尋閱到的“本書異事”（即亦係較多接近雪芹原著的後半部的“真本”故事）逢人樂道，以表露出他對程高本後四十回“續貂”的不滿。
他認為濮氏是很有眼力的，是最早看清了雪芹《紅樓》一書特點，並對程高偽續深為不滿的人。
1984年第1輯上汪稚青同誌又對此作出了《異解》，他認為濮氏跋文的意思是這樣的：
濮氏看到很多《紅樓夢》刊本，賞識作者“曲而達，微而顯”的“史家筆法”，遠勝一般小說。他在閱讀欣賞時，每以自己的主觀慧解去接觸探求此書的深意，頗有心得。可惜不能起作者於地下，把自己對此書的見解與之傾心吐膽地作一長譚，不勝遺憾之至。現在看到這個抄本，上有脂硯分析入微的評語，與自己平日讀此書時所見暗合，“私幸予言之不謬”，不勝欣快，就在此書上麵寫了幾行字，囑咐書主人劉子重先生要鄭重地當做奇珍異寶，什襲而藏，寶愛之心，溢於言表。
因此，他認為在跋語中實在看不出對刊本有任何不滿之處。實際上是江同誌誤會了“逆以己意”一詞，把“逆”字解作違反之意，而不知這裏的“逆”是迎合的意思，與“迎”字同。從而把跋者自述心得，說成是跋者在批評別人，“未免對濮氏之意走了樣”，是“節外生枝”等。
對此，本人作了一番比較研究，初步認為，汪稚青同誌對甲戌本《濮氏題跋之異解質江慰廬同誌》之見解，看來還是不能服人的。江氏文中確也有“語文常識”方麵的瑕點，如“濮氏……最早看清並寫出了……‘史家筆法’的題跋”，就不合語法，“看清”和“寫出”不能並列，看清的是雪芹的“史家筆法”，寫出的是濮氏自己的題跋，兩個動詞的賓語是不同的。但江氏的解釋還是符合濮文本意的，而汪氏的解釋，我以為是不對的，雖然他的解釋還是很有根據的，涉及到一係列問題，如《孟子》的注釋和《辭源》的編寫等。
首先，不管我們對“逆以己意”一詞怎麼理解，濮氏寶愛甲戌本總是明顯的。即按汪同誌的解釋，他既然看了此本“不勝欣快”，囑子重“當做奇珍異寶，什襲而藏，寶愛之心，溢於言表”，那其實也就是對他“向讀”的“世所刊本”（程高本）不寶愛，不感欣快。至少是不甚寶愛，不甚欣快。揚此也就是抑彼。“現在看到這個抄本……‘私幸予言之不謬’。”那也就是說“向讀世所刊本”和予意予言相謬，這不也就是說自己的意見和甲戌本相同而和“世所刊本”相逆和程高本不同嗎？既然甲戌本（子重言是“真本”，“與刊本有不同處，尚留真麵”）證實了“予言之不謬”，不也就是說甲戌本證明了“世所刊本”荒謬嗎？江同誌認為題跋表示了對“後四十回‘續貂’的不滿”，怎麼是“節外生枝”，對濮氏之意走了樣呢？反過來倘濮氏不是此意，“逆以己意”又是以濮氏自己的意見去迎合他“向讀”的“世所刊本”，包括後四十回，那他早就應“不勝欣快”，“私幸予言不謬”，又何須“恨不能起作者一譚”，直到“睹此冊”甲戌本——才“不勝欣快”，“幸言不謬”而“寶愛”之呢？而且此冊不過八十回（子重言止存八卷）實存十六回，又如何能與自己平日讀刊本“全璧”的“心得”、“體會”所見暗合呢？
這裏邊汪同誌沒有對“恨”字進行特別的解釋，而把它換成“惜”字，“恨不能”成了“可惜不能”，實際上是相差極遠的。隻有痛感到曹氏的《紅樓夢》已被刊刻者糟蹋得不成樣子，完全失去了“史家筆法”的人，才“恨不能起作者一譚”，實際上即是痛恨篡改和偽續。現在看到甲戌本果然和自己的意見一致，沒有後四十回狗尾，文字也和自己設想的相同或近似，保存了《紅樓夢》“曲而達，微而顯”的真麵，證實了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評論不謬，所以才“不勝欣快”，囑子重“寶之”的。並非僅僅因為是脂評，主要是因為它（如劉子重言）是“真本”，“尚留真麵”，而不像刊本、偽本，歪曲了真麵，搞得麵目全非。相反欣賞刊本，認為它“很好”，“也不錯”的人，是不可能有此感情的，最多隻能是“可惜”、“遺憾”而已，對甲戌本、脂本事實上也是不寶愛的，“還不如刊本”有頭有尾，藝術性也高，寫了偉大的愛情悲劇等。甲戌本也沒有證實他們言論不謬，甚至相反證實了其言荒謬，他們欣快什麼，寶愛什麼呢？
因此，濮氏對世所刊本不滿是顯然的，和程高意見相逆也是顯然的。不但有意，而且有言。
說江同誌的論點違反了濮文本意是站不住腳的。
其次，關於“輒逆以己意”，我理會那“逆”字雖可作“迎”字解，但這裏隻能是“違反”的意思，是動輒以自己的意見和某某相逆相對立。一種解釋是刊者動輒以自己的意見和原作者之意相逆，相對立，一種解釋是題者以自己的意見和刊者、改續者相逆；而不管作哪種解釋，都是說題者和原作者意見一致，是正確的，而刊者、妄續者的意見是荒謬的，甲戌本脂本證明了這一點。
而《左傳》“楚子如鄭，逆女以兵，子產辭而卻之”，及《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中的“逆”字，我認為都是“違反”的意思，而不是汪同誌（依朱熹、鄭玄）講的“迎合”的意思。“逆女以兵”就是用軍隊違反女子本意，全句是說楚子到鄭國以兵來強行迎娶，後因子產說了而去兵以禮迎之而不以兵逆之。而《孟子》是說解說詩的人，不應以文害辭，以辭害誌，同時不應以意逆誌隨意所之，背離誌向，背離或違反原作的旨義。其中“以意逆誌”前省略了一個“不”字，因“以辭害誌”與“以意逆誌”是並列短語，故省之。全句是說，解詩的人不應隻重文辭，隻看一字一句而傷害原詩的旨義，也不應隨意曲解違反旨義。這是從“詩言誌”來的，既然詩是言誌的，解詩時就不應拘泥文辭，更不能讓己意傷害和違反了原詩的旨義原詩中表達的“誌”。這才為“得之”，否則就是錯誤的，就沒有“得”。
語出《孟子》鹹丘蒙章，是孟子批評鹹丘蒙對《詩經》北山篇的解釋是“以辭害誌”、“以意逆誌”的表現，因而是不對的。原注者沒有看出是省略了“不”字，遂把“逆”字解成“迎”字，又引出“迎合”、“體會”的文意，即“順”的意思，我以為是不足取的。不但把“逆”字解成“順”字已是何等荒唐（迎合誰，即是順著誰），而且“以己意去迎合他人本旨”看似通的，其實不通。這完全不成話。要“迎合”就不能以己意，“迎合”就是要排除自己的意見，屈抑自己的意見，以人家意見為是；要“以己意”去“逆他人之誌”，就隻能是拿自己的意見去歪曲和違反他人的意見，豈有拿自己的意見去迎合他人意見之理？體會也是一樣。或者排除自己的意見，客觀地理解人家的意見，或者拿自己的意見去歪曲他人的意見，不可能是別樣。古人的意思照我理會也不外是我們常說的要正確理解人家的思想觀點罷了。而要正確理會，就要抓住根本原詩中表達的“誌”，就不要“以辭害誌”、“以意逆誌”不能拘泥文辭，更不能以己意曲解。也就是既要反對死板拘泥，又要反對主觀隨意而已。所謂“得”者，此也。
而拘泥文辭（片言隻語）又是和任意曲解彼此難分的，“以辭害誌”離不開“以意逆誌”，拘泥文辭而不以己意曲解又如何能夠“害誌”呢？孟子批評的對《北山》、《雲漢》的解釋就都是拘泥文辭而又曲解以己意的例子，是既“以辭害誌”又“以意逆誌”的例子，而不單單是一種。所謂“斷章取義”正是這種讀書方法。不看整章，不看全體，隻抓住片言隻語（文、辭）就充以己意，既片麵又主觀。相反，隻有全麵地、客觀地看問題，排除己意，看整章，看全體，不“但以辭而已”，才能得文章之“誌”，而不陷入謬誤之中。也才算會解詩。
否則，“如以辭而已”，不看整章，不看全體，無論怎樣，“以意逆之”（這裏依朱熹“逆”作“迎取”解），都不可能知《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誌在“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誌在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而通覽全篇，排除己意，文章的旨義自然就清楚明白了。
朱熹、鄭玄的注釋，未必定是不可移易的。
《辭源》給“逆”字作了八九種解釋，《辭海》類似，其第一義即是“迎”，我以為很可能是受了四書注的影響的緣故。那“逆”字的種種含義及眾多詞彙，其實都是從“順逆”的“逆”這惟一的本意化來的，包括“迎”、“受”、“預”、“拒”、“逆境”、“逆睹”、“逆料”、“逆取順守”、“臣複民逆”等等，其中的“逆君”、“逆心”及汪同誌引的“逆女”、“逆誌”都不例外。
如“迎”字是有“逆”字之意的，“迎風”、“迎客”即是，也就是說風及客的方向和站或走的方向相反，而相反謂之“逆”。但“逆”無“迎合”之意，“迎合”即是“順”，“迎合”什麼即是“順著”什麼，再無“逆”之意。不過“逆”和“迎”畢竟是不同的，《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及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後於紀”及《左傳》“楚子如鄭，逆女以兵”都帶有強迫的性質，所謂“春秋筆法”，“一字寓褒貶”，而《左傳》的“以兵逆女”更是明白的描述。《太甲》“有言逆於汝心”，鄭注“人以言拂逆也”，即是說有人“以言逆心”，其意也是以言辭違反心意，而《孟子》的“以意逆誌”，真的不是“以說詩者之意違反詩作者之誌”嗎？
《康熙字典》依《增韻》、《釋名》、《廣韻》等以“迕”、“拂”、“不順”為第一義，我以為還是比較恰當的，“逆”的本意畢竟如此。
濮氏的“逆以己意”正是“以意逆誌”的意思，是倒裝句，省略了“誌”字（汪文已有此意）。這個辭語用於他人是一種貶辭，用於自身是一種謙辭，而這種自謙同時又是一種自負、自傲和自信的表現。濮氏弟兄的這一題跋不但表明了濮氏是深知曹氏《紅樓夢》一書特點，很早就對程、高不滿的有識之士，而且佐證了我們對“以意逆誌”的解釋是正確的，濮氏也正是這麼用的。
有的同誌把“以意逆誌”當做“高明”，並號召大家效仿，我以為也是誤會了“以意逆誌”的含義的緣故。雖然這些同誌把經學大師說得一無是處，但解起古文來又完全依照他們的注釋，也真是怪事。
我想我們還是不以意逆誌為是。
當然，濮氏題跋的意義還不全在此，主要是他們最早看清並寫出了曹雪芹的《紅樓夢》並非僅僅是一部小說。僅僅從小說學的觀點或文學的觀點去分析研究，其實還是不夠的。建議文學家不妨看一看，或於學術稍有補益。
1984年6月改完
五、紅學考證和史湘雲說的
曆史地位及其他
與劉夢溪同誌商榷
《紅樓夢學刊》常委劉夢溪在《學刊》1986年4期發表了《考證派紅學的危機和生機》一文。其中以胡適為考證派紅學的創始人，以周汝昌為集大成者，以1962年卒年辯為高潮，以後便走向沒落，現在已是衰落期了，考證派紅學已至窮途末路。在這篇總結性的文章中，把紅研的許多重要成果，包括周汝昌先生的脂硯齋係史湘雲說通通定為謬誤，並以史湘雲說為周先生“主觀臆斷”的“最突出”的例子，宣稱這“無論如何和脂批接不上榫”。同時又把許多謬說，如畸脂二人說，叔叔舅舅說，寶玉原人說，還有曹雪芹卒年“新說”等奉為真理。這些看法無論如何是本人絕難附會的，因撰此拙文以就教於廣大讀者及夢溪同誌。
坦白講，我作為一個芹紅的業餘研究者，就是受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的影響，尤其是“湘雲說”的影響而走上研紅探曹之路的，在前人主要是周先生研究成果的啟示下，逐步弄清了“一芹一脂”的生平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內情和寫作及評注過程的。我認為周先生確實是考證派紅學的集大成者，他在紅學的各個方麵都作出了重大貢獻，其對脂批和脂齋的研究給紅學和後人的啟發尤為重大。他的脂硯史湘雲說或脂硯雪芹愛人說是繼胡適之石頭曹雪芹說之後，紅學考證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顛撲不破的、經得起曆史考驗的科學結論，其意義是無法估量的。
然而劉文卻說這是周先生的“主觀臆斷”，“無論如何和脂批接不上榫”。如第四十九回寫史湘雲“鶴勢螂形”，脂批：“近之拳譜有坐馬勢，便擬了螂之蹲立。昔人愛輕捷便俏，閑取一螂，觀其仰頸疊胸之勢。今四字無出處，卻寫盡矣。脂硯齋評。”劉說：“批語中大講拳譜，自然不會是女性，許多研究者指出了這一點”，“但周汝昌先生繼續堅持己說，這反映了他的紅學體係的封閉性”，雲雲。（紅刊P：151）
第一，“大講拳譜”本身即是神話。“翻殘脂硯三千注”，僅此評提到拳譜，也僅此一句而已，即武術常識中的“馬步”，哪裏有什麼“大講”呢？劉先生這樣誇張其詞是什麼風氣呢？第二，知道拳譜怎麼就定非女性呢？這到底“自然”在什麼地方呢？是因為現在和當時沒有女人知道拳譜，更不會有女子會拳術或劍術嗎？推斷的大前提究竟在哪裏呢？第三，曹家本是武職出身，許多族人都任武職：宜、頎都任參領佐領，寅亦“善射”，顒“有文武才”，雪芹身後也有寶劍橫於破匣，光芒照眼，脂硯齋作為曹雪芹的愛人，知點拳譜，會點武功，有何不能呢？何況“鶴勢螂形”原是雪芹寫來形容湘雲的，就算批書人不識拳譜，她也會問及“玉兄”，雪芹也會告訴她“近之拳譜中坐馬式便似螂之蹲立”，她又從而寫入批中啟發觀眾，注明四字由來，不也是很有可能嗎？劉的理由究竟在哪裏呢？說人家固執己見，主觀臆斷，自己又如何呢？結論下得那麼肯定，而證明又這樣毫無道理，不識自省反而責備人家，要人家放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科學論斷，服從他和他們的裁判，怎麼可能呢？
反過來，從正麵說，如周先生《新證》所雲批書人對作書人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幾次痛哭失聲，雪芹淚盡，她哭得“淚亦待盡”；多次參加書中描繪的眾多女兒的宴集，把自己和眾女兒類比，甚至“鳳姐點戲，脂硯執筆”。第二十六回又明說作者把她“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等等，不論怎樣，周先生的“湘雲說”比起什麼叔叔舅舅說，寶玉原人說之類的胡說八道來（都受到劉先生青睞），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如批書人明白稱賈敬、赦、政為“老”：“敬老”、“赦老”、“政老”；稱邢、王為“夫人”：“邢夫人”、“王夫人”；稱璉、玉、環、蟠等為“兄”：“璉兄”、“玉兄”、“環兄”、“阿呆兄”；稱釵、黛、晴、襲、鳳、妙等為“卿”：“寶卿”、“黛卿”、“襲卿”、“晴卿”，甚至稱“我襲卿”、“我顰卿”等，多次與眾女兒相比和她們玩笑，人家笑她“也要笑”，人家哭她“也要哭”，人家惱她“也要惱”，人家熱她此時也“太熱”，人家寶釵把黛玉臉一擰，她“我也要擰”等等。其中雖然文學加工，但許多人都是“真有”的，有“真體”的。“政老”額外賜主事職銜，現已升員外郎是“嫡真實事非妄擁（擬或用）也”，實為曹頫職務，“端方”、“清肅”也是頫的定評。而“玉兄”也即是“石兄”，是書之記者、著者即曹霑曹雪芹。他“實生於榮華，終於冷落，半生經曆，絕似石頭”，也早“較然彰明”，“確定”久矣。
由此，批書人的身份、年齡、性別都清清楚楚。而有的人卻責難周先生“不問年齡，隻好胡猜”，因她自稱“老朽”、“老人”、“叟”，又有“命芹溪”字樣，就斷言她真的是老頭，是雪芹（她“玉兄”、“石兄”）的長輩，是叔叔、舅舅，或“即曹頫”，真被賜主事、升員外郎的曹頫。他不但不是主事、員外郎賈政的原型，而是員外郎兒子寶玉的原型，不是獲罪被罰的老爺，而是少年無知的公子。而這位叔叔、舅舅或父親又口口聲聲把寶玉和作者同時稱為他的“玉兄”、“石兄”一個人把自己稱為“兄”已夠滑稽，而一個叔叔、舅舅或父親竟然把自己的親侄、親外甥甚至自己的兒子稱為“兄”，則是天下奇聞！至於對侄婦、甥女那樣稱呼戲謔，更是聞所未聞了！
稱寶玉為“玉兄”、“石兄”的例子，批中隨處皆是，不予征引；稱作者為“玉兄”、“石兄”的例子如第一回標題詩處批：“芹為淚盡而逝……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第二十七回葬花吟處批語：“非石兄斷無是章法行文，愧殺古今小說家也。畸笏。”“俟看過玉兄後文再批，客亦石頭記化來之人，故擲筆以待。”第十六回：“想玉兄在青埂峰經鍛煉後參透重關至恒河沙數，如否，餘曰萬不能有此機括，有此筆力，恨不得麵問果否，歎歎。丁亥春。畸笏叟”。第二十六回：“玉兄若見此批必雲：老貨（主張老人者看此），他處處不放鬆我，可恨，可恨。回思將餘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餘何幸也！一笑”。總共五六處，其他語意含混者皆不引錄。這裏有“如此機括”、“筆力”的“玉兄”，著“後文”的“玉兄”，如是“章法行文”的“石兄”，把她比作釵顰等的“玉兄”，雪芹死後她痛哭得想上青埂峰去覓的“石兄”，都是指的作書人而非書中人是無法再證的事。
把這麼明顯的真理定為“最典型”的謬論，把這麼明白的謬誤又奉為“無疑義”的真理，如此總結，又怎麼能令人心服口服呢？
依我之見，紅學，考證派紅學，隻能沿著胡適和周汝昌兩先生確定的四條基本結論向前發展，倒退是不會有出路的。這四條結論是：（1）作者是曹雪芹；石頭、情僧、空空道人都是他的化名。（2）曹雪芹即是紅樓夢主寶玉真人，賈寶玉是他的假相。（3）脂硯、畸笏都隻是一個批者的不同化名。（4）批書人是雪芹愛人。一切離開這四條基本結論的企圖都是枉費心機，不會有結果的。紅學隻能就此前進。這就是“門”，就是“徑”，就是“突破口”。循此前進，就不難“登堂入室”，弄清“一芹一脂”的生平、《紅樓》內幕，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撰寫和批注過程，為反照《風月寶鑒》，深入領會《紅樓夢》，進而發掘出“一芹一脂”即雪芹、梅溪的文集奠定基礎。否則，就隻能使自己陷於極端難堪的境地，並貽笑大方。即或得意於一時，被封或自定為真理，畢竟紙包不住火，終有一日真相大白，那時就不知自己把自己置於何地了！
紅學或考證派紅學根本未達到高潮，什麼從“高峰上跌落下來”，進入了“衰落期”雲雲也都是無從談起。事實是至50年代初，周先生發表《新證》，吳恩裕先生等起而響應（後來他又變卦了），紅學已接近高峰，但很快受到衝擊，不得不停止發展，至1962年因雪芹二百周年祭到來，紅學（考證派紅學）略有回升，但很快又被打下去，卒年商討及《生平叢話》都被限令停止，接著又開始了全麵“文化大革命”，許多重要論著被洗劫一空，紅學（非幫學的紅學）就更無法發展了。1979年後隨著《紅會》和《紅刊》的創立，考證派紅學才開始恢複發展，但尚未形成眉目，一大批批判文章又接踵而至。我實在難以理解，一些人鑒於《紅樓夢》一書的內情，作者、批者的生平及他們寫作、評注《石頭記》的過程等等問題一概不清，懷著澄清紅樓真相的曆史責任感，從而不避艱難繁瑣，花大力氣去搞紅學考證，究竟有什麼問題，犯了哪些天條，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組織圍剿和攻擊？
說到雪芹卒年，我以為壬午、癸未兩說都不失為一家言，惟有梅挺秀的“新說”實在沒有道理。我在以前關於卒年問題的文章裏比較了兩說可能性的大小，最後結尾說：“至於超脫於壬午、癸未兩說之上的‘新說’，本來就極牽強，這裏我就不論及了。”沒想到人的認識相距是這樣遙遠。我認為不值一提的東西，劉們卻認為是“對紅學考證的一個貢獻”，“解決了”“卒年公案”，“紅學愛好者可以無憾了！”
事實是胡適、周汝昌先生等的標點及對此批的理解，雖被斷為“訛”為“誤”，畢竟還是有道理的。第一回標題詩處的脂批畢竟隻有兩段，係一條批語，而不是像梅、劉想象的那樣分成三段，更不是“三條批語”。前一段是想過去，後一段是望將來。想過去知音渺漠，真正能解《石頭記》從而有辛酸之淚的基本上隻有他二人。作者最解，辛酸淚也最多，他是“哭成此書”的，正因為此，以致“書未成”，未最後完成，他就在壬午除夕“淚盡而逝”了。此外（“大都作者一人”外），就隻有一個脂識得紅樓內情，懂得“眼淚還債”是怎麼回事，因而她的辛酸淚也很多，加之石兄謝世，常常哭芹，眼淚自然也快流盡了，想再問石兄也已永不可能了！望將來，在即將離開人世的今日，展望將來紅界，殘稿飄零，知音難覓，才痛切地發出了“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餘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的感歎。希望上天再生出和我們相同的兩個人來，接下去把是書寫完批完，那就不但是書何幸，我倆亦雖死瞑目了。在這裏前一個“成”，“哭成此書”之“成”，指的是前八十回已完成部分，後一個“成”，“書未成”之“成”，指的是未完成的部分，全書未最後完成。隻要不是小學生都易“理解”，並不感到有什麼“困難”。說有“語病”而分成兩批（如梅劉）也無不同，隻是前句後句換為前批後批的區別而已。前句後句矛盾，前批後批也一樣矛盾；反之，前批後批無矛盾易理解，前句後句也是一樣。劉的這種論辯也是無理可言的。第二，從款式上看，如《鑒真》指出的，原文批於眉上，總計九十字十三行。全批隻在第八行末“悵悵！”下才空格分段，而“壬午除夕”四字剛剛分跨第二、第三兩行的末始，“壬午”為二行末，直接“哭成此書”，而“除夕”為第三行起始，下緊接“書未成”，實在無法斷成梅說那樣。未見過甲戌本，憑想象或可如彼，但從原本款式看，卻隻能如此。沒有那麼多的主觀隨意性。第三，把“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斷為一批，未免有頭無尾，語意不全，沒有展開，而下半開始即“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則未免有尾無頭，起得突兀，缺少開端。事實上本批原是就第一首標題詩“誰解其中味？”而來，其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一句是全批綱目，下麵的“芹為淚盡而逝”及脂之“淚亦待盡”，都由此而來，也是此一句的具體化或展開。現在像梅、劉那樣把它斷為兩截，正是身首異處，還成什麼呢？何況脂硯（即梅溪）作為雪芹愛人蒙受了作者無限的恩愛，她除了注明自己作批的年月日外，應該，有責任，也必然會記下她“玉兄”逝世的時間，以為千秋紀念的。因此“壬午除夕”是記的雪芹淚盡的日子而不是什麼批的屬年，則是絕無疑義的。
其他什麼“旁證”之類，我就不說了，不外是形式類比和想當然而已。這種方法之不能發現真理是不待說的事。
以上僅就劉文中的兩個問題，重點作了論辯，不知能引起劉夢溪等同誌重新認真思索否？
作於1986年12月
六、關於“紅學”的研究方法和發展方向
讀《紅學的危機和轉機》有感
俞平伯先生年時在香港就“紅學”的研究方法及發展方向發表了演說。《文藝報》報道說是俞先生的“新觀點”。看了報導後始知“觀點”倒沒有什麼新處，不過是重複國內評論家講過千百遍的話：“紅樓畢竟是一部小說”，“考證是喧賓奪主，顛倒虛實”，“應從文學、哲學上加以研究，重點應放在文學上，而且要簡單明了”。翻開何滿子、郭豫適、楊公驥、應必成、趙齊平等等文章看看，無不如此。而且可以說李藍評論以來，中國國內報刊上的文章，除微有差異外，也無不如此。事實上別的文章很難發表出來。所以，所謂俞之“新觀點”其實隻是俞平伯這位“舊先生”個人的“新觀點”，是他的一種轉變，轉到“文學評論家”的行列一邊，重複別人的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