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木等人根據俞先生的這一“新觀點”，確切講是新舉動為周木等人看中並由此寫成了《紅學的危機和轉機》一文，在《文學評論》中發表。其中心內容即是抨擊考證及索隱，抨擊那位“學富五車，長於考證”，“連篇累牘寫繁瑣考證文章”的“紅學家”。現在最老的紅學家說話了，提出了“新觀點”，“為沒有什麼重大突破的紅學找到了一個新的突破口”，“紅學”有“轉機”了，必將大有作為雲雲。
然而這種觀點說來雖然冠冕堂皇，思來卻令人費解。如果說目前“紅學”仍存在“危機”，“跟不上形勢”，“沒有重大突破”，其責任自然是說目前主要的、占統治地位的“研究方法”存在重大問題。沒有主要方法正確會出現或“潛伏危機”的，即現今主要方法不能推動“紅學”前進，從而作出重大成就，那也即等於宣布了俞先生的“新觀點”，即評論家的老觀點：排斥索隱、考證，隻把《紅樓夢》看成一部小說，“應從文學、哲學上加以研究，重點放在文學上，而且要簡單明了”的研究方法的破產。翻開數十卷的《紅樓夢學刊》、《集刊》、《文學評論》，雖也有極少考證或索隱文章，絕大多數都是從“文學和哲學上”研究的文稿。不是《紅樓夢》的“文學成就”，就是曹雪芹的“哲學思想”，俞之“新”說究竟新在哪裏呢？又如何會成為扭轉“危機”、推動“形勢”、引起“突破”的良方呢？原就是“評論家”的“傳統的思維定勢”和“研究方法”，隻是新出於俞先生口中罷了。
說到考證和索隱，遍翻《學刊》、《集刊》、《評論》等各種刊物，實在找不出幾篇文章，就是那罪惡極大的“以為紅學即是考證”的罪魁禍首，周汝昌先生，也僅隻出過幾本紅書，在數不盡的紅學著作中，也僅隻是一個零頭而已！所謂“大搞索隱”，“長時間查找曹氏檔案”，“連篇累牘的寫那麼繁瑣的考證文章”，不過是神話罷了，根本就不是事實。說這麼少有的一點“考證”或“索隱”，竟然左右了“形勢”，影響了“大局”，造成了“危機”或“潛伏的危機”，更令人不可思議，是神話中的神話。
周文稱：“三十年來看似興旺的紅學實際是個重災區”，“至今國內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未形成新的派別”，“跟不上形勢”，“存在危機”，那原因，也絕非是誰搞了“索隱”，誰查了“曹氏檔案”，誰寫了“考證文章”，而是因為它是極左思潮牢固統治的一塊陣地。如果說，文藝、史學、哲學、政治、經濟等等領域的“文化革命”，是從1966年開始並於1976年結束了的話，那麼“紅學”的“文革”卻是從1954年開始，至今仍未有結束。某些“革命小將”或某一派人，惟我獨革，惟我獨左，馬列主義獨此一家，別無分店，打擊壓製其他流派的存在和發展，限製其他流派的作品發表及出版發行，“百家爭鳴”不能實現，“百花齊放”也不可能存在，想“突破”，豈可得乎？
《紅樓夢》究竟是一部什麼書，應該實事求是，從客觀事實出發，多方搜集材料，進行具體分析，而不應從概念出發，套用現成公式，采取想當然的態度，講什麼“我們有一個基本觀點：紅樓是一部小說”，也不能講“我們有一個基本信念：紅樓是作者自傳”。而應該排除一切先入之見，深入具體分析，跟著客觀材料走，從而得出經得起曆史考驗的科學結論。否則，說是“正確方法”，不知是什麼方法，說要“突破”，怎麼突破呢？
我認為，事實上《紅樓夢》（偽續除外，後麵皆指八十回真本）恰恰不是像以前許多人講的是“作者自傳”，也不是像現在許多人講的是一部普通的“小說”，他們的“基本信念”和“基本觀點”，都是不對的。《紅樓夢》是一部特殊時代、特殊國家產生的特殊的作品，是一部有假有真，“兩麵皆可照人”，“表裏皆有喻”的書，是一部“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的作品，是既可正看，也可反看的奇書。正麵看，它寫的是賈家、賈人、賈事假家、假人、假事，是一篇“假話”，“假語村言”，一篇小說；反麵看它寫的是甄家、甄人、甄事真家、真人、真事，真寶玉和應憐真女，即作者和評者的生平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撰寫和評注過程，是一部正史。以假作真，以為賈（假）家即是真家，即曹家，賈政即是曹頫，賈寶玉即是曹雪芹是完全不對的；反過來，視真為假，以為甄（真）家也不是真家，記者石頭的真家，即曹家，甄家的人和事也不是真人真事，甄寶玉也不是雪芹也是不對的。想當然，套用中外的現成公式和藝術教條，是不可能解決具體問題，發現真理，引起突破，推動學術進步的。
其實所謂“突破”就是要突破“傳統的思維定勢”和“思想方法”，把紅樓一書的內情，“一芹一脂”的平生及撰寫批注過程弄清：實際生活如何？真事和假語有哪些異同？紅樓有哪些特點？有哪些特殊的表現方式或“秘法”？什麼是“反照風月鑒”？怎麼反照？反麵看來它寫的是什麼？《紅樓夢》中的神話故事是什麼意思？《紅樓夢》中的甄真賈假應該如何理解？《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妙在何處？曹雪芹和孔梅溪的真實思想和人生觀點究竟怎樣？對我們今人的生活和創作有哪些意義？對理解整個古典文學和一切古典有何啟示？等等。當我們把這一切都弄清了，研究和理解自然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不說突破也是突破，否則，空話連篇，總是沒有用的。
想“突破”卻抱殘守缺，想“大有作為”卻討厭“繁瑣”、“花大力氣”、用“長時間”，世上哪有那麼多的好事？哪有那麼多現成的“簡單明了”給你送上門來！
事實上中國已經產生了新的流派，這即是周汝昌先生為首的“功夫派”或“求實派”，他們不是從現成的觀念出發，從一般理論出發，套用現成的公式，發一通議論，而是從客觀事實出發，花大力搜集研究材料，研究“一切聯係和媒介”，找出《紅樓夢》的內在特點和研究理解它的特殊方法，從而得出了一係列科學結論。上麵列舉的種種問題，即“紅學”專題，都已基本上得到解決，隻是他們的研究成果不被承認，他們的作品被某一派人即文學評論派的人視為“洪水猛獸”，視為“索隱派”、“考證派”、“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視為“實用主義”、“存在主義”或“實證哲學”的謬論，難得破土而出罷了。
相反，那些“正確觀點”的代表，由於對上述種種問題一無所知，因而一張口、一動筆就不能不陷於謬境。例如《葬花吟》本是風塵女子即批書人棠村孔梅溪感懷身世的作品，從中清楚可見她的經曆和處境，曹雪芹把它寫入書中，一方麵陪襯假黛，一方麵暗露真情，而我們卻說這是曹雪芹的詩作，是他代林黛玉小姐擬寫的詩歌，而且擬得如何巧妙，如何切合人物個性雲雲。如說《出師表》是羅貫中的作品，是他代“藝術典型”諸葛亮擬寫的文章一樣，這種不了解事實真相，不作具體分析，不從《紅樓夢》的內在特點出發，而是從主觀概念出發，從“基本信念”、“基本觀點”出發，想當然的方法，其實正是唯心論的表現。
曹雪芹畢竟是中國封建專製社會裏的古典作家，尤其雍、乾時代，文字獄盛行，想說的話不能說不敢說（不敢明說，隻能暗說），不想說的話又必須說，不得不說（假說，堂而皇之的假說），由此產生了“春秋筆法”和《紅樓夢》的一切特性，有正有反，有假有真，隻把它當“小說”，隻在小說這一範疇內分析，是不可能尋得要領的。用西歐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和今天社會主義時代的作家和作品去套曹雪芹和《紅樓夢》（泛言之去套一切中國古典作家和作品）無論怎樣講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無緣的，不可能是正確的。
因此，“索隱”、“考證”，和“評論”一樣對《紅樓夢》研究都是有價值的。“為什麼要花那麼大精力去大搞索隱”？因為《紅樓夢》確實是一部有所隱的作品，而且隱的都是重大問題，在假語村言背後有作者批者生平及《石頭記》撰寫評注過程在內。而這對於我們具體向曹雪芹學習怎樣創作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為什麼要用那麼長時間查找曹氏檔案”？因為在曹氏檔案及其他材料中有或可能有作者評者身世在內，它對具體理解一個神話、一段故事及一句詩詞曲賦都有重要價值，否則，我們始終隻是似懂非懂而已。“為什麼要寫那麼繁瑣的考證文章”？因為離了“考證”無法弄清上述種種問題，而世上的事物，包括專題研究，都是很複雜的，不得不進行繁瑣細碎的深入分析。文章可以也應該“簡單明了”，而研究卻不可能。隻能不避瑣細繁雜在亂草叢中踏出新路。否則順著平直大路前進，那還是研究還是開拓嗎？
那位“學富五車，長於考證”的紅學家及他的徒子徒孫們，從未有人認為考證萬能，任何問題都隻有考證才能解決，隻是說在紅研中離不開考證及索隱而已！隻是因為紅樓內情及作者批者身世一概不清，懷著曆史的責任感才勉為其難花大力氣去做搜集分析史料鑒別真偽等繁瑣的考證工作。相反紙上談兵，就事論事，抄一點東西教條，重複陳詞濫調，恐怕也未必怎樣難吧？
有趣的是周木同誌為論證他的觀點，舉了《風月寶鑒》正反兩麵皆可照看的例子，他說“盡管這是小說家言，充滿神秘意味，不可盡信，但撥開雲霧，就不難看出其中有很深的哲學道理”。又舉了“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例子，謂“表麵看來是在說瘋話，骨子裏講的正是嚴肅的人生哲學”，“貌似談玄，實際上既是宣揚某種人生哲學，又可以看作很有辯證意味的藝術哲學”。周木同誌真是振振有詞，然而很不幸，這實際上正是索隱，是“索隱派”的思想方法，即認為表麵文字背後是有所隱的，雖然隱的內容大家看法不同索隱派內部的不同：有的認為是隱的明珠家事（弘曆），有的認為是隱的順治與董小宛的故事（王夢阮），有的認為是隱的某種政治主張（蔡元培），有的認為是隱的某種哲學思想（周木），而我們則認為隱的是“一芹一脂”的生平及《紅樓》一書的撰寫批注過程。誰是誰非可能有高低上下之分，但大家都在索隱，同是“索隱派”，卻彼此彼此！有什麼法子呢，周木同誌也進到“索隱派”中來了，他已經開了頭，而且還要把這當“突破口”向大家推薦，那可真要問問他自己“為什麼要大搞索隱”了！
可見事情完全不是像周木等同誌想的那樣，索隱、考證、評論一樣，都是不可或缺的，別人也並非那麼無聊，那麼愚昧，那麼沒有鑒別力，那麼應該受到冷嘲熱諷；我看還是大家彼此尊重，不揚此抑彼，共同攜手，努力把《紅樓夢》研究，把“紅學”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為是。
周汝昌先生是我國偉大的有非常深邃造詣的紅學家，他為紅學傾一生心血，用壞雙目，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搜集了豐富的史料，在紅學的各個方麵開辟了新路，為後人整個揭開紅樓內幕，弄清作者評者生平，深入領會《紅樓夢》，發掘“一芹一脂”即曹雪芹和孔梅溪的文集奠定了基礎。他應該受到一切紅學工作者的尊敬和愛戴。
紅學隻能沿著它自身的內在規律，由它自身特點規定的內在規律向前發展，人為地給它指導規定方向是不會有好結果的。“紅學”和其他學科一樣，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好。“罷黜百家，一花獨放”的局麵總是不景氣的。藝術教條和政治教條一樣，都是沒有用的，隻有“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惟一正確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是我們必須遵循的原則。隻有用這種方法才能得出正確結論，引起重大突破，推動紅學和一切學術向前發展。
現在是改變以前那種局麵的時候了，讓我們迎接紅學的春天吧！
1987年5月21日
七、胡適之和中國紅學
新中國成立前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新紅學的奠基人胡適之博士，隨國民黨一起逃離大陸，從而給中國文化，尤其是紅學遺留下了種種後遺症，一直影響到建國數十年後的今日。許多早已解決了的問題，至今依然糾纏不清。一些什麼“階級”的“理論家”，為了和胡適劃清界限，表示自己“堅決徹底”，對他早已“確定”了的“較然彰明”的研究成果，不斷地提出種種新的相反的意見，從而把許多問題都弄顛倒了！
上帝是盲目的，他不該讓一個政治上“反動”的人物在學術上作出什麼成就，而對一個學術上有成就的學者更不該讓他走上反動的道路，從而留下了這些煩難事。倘使胡博士不是隨國民黨逃去而是留下來發表擁護共產黨的聲明，盡管他以前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長人選極可能由他擔任，至少屬於“內部”問題，那樣學術尤其紅學的發展，也就不會是這樣曲折了！
但曆史就是愛惡作劇，它要無情地嘲弄人們，讓他們在複雜的曆史麵貌前原形畢露，從而為後人留下新的借鑒。
《紅樓夢》的作者是誰？20年代以前，由於缺乏起碼的材料，許多名家學者對此搞不清楚，他們提出了種種這樣那樣的設想，這是可以理解的。至胡適他破天荒第一次搜集了重要的史料，作了深入認真仔細的分析。他根據《雪橋詩話》、《熙朝雅傾集》及《滿洲八旗氏族通譜》中有關記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提出了作者即曹雪芹，是康熙名臣曹寅之孫，“石頭”、“空空道人”都是他的假托和化名的科學結論。而後，隨著考紅的新材料，主要是脂本、脂批、敦氏的詩文集、明義的《綠煙瑣窗集》、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及永忠的《延芬室集》等等的陸續發現，《紅樓夢》的作者之“謎”，早已真相大白，已無任何“謎”可言，書是雪芹“所有”，雪芹“所撰”，是雪芹“哭成的”，是他根據秦淮舊夢、江寧往事及辛苦搜集寫成的，已清楚不過。再在學術刊物上堂而皇之地進行“探討”，就連我這個業餘小子也感到羞恥這實在是隻應該在中學或小學的課堂上“討論”的問題。然無奇不有，直到今日（這個“今日”還有不斷向後推移的趨勢），還有人以種種名義，包括“科學”及“現代技術”的名義，不斷地提出“新說”，並且都有發表的廣闊的園地，包括那些著名的第一流的報刊。相反，實事求是的開拓性的創見，卻總是在“胡適派”的名義下遭到種種壓製而不予接受，因而也不得發表。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這麼多的專家、學者、編輯、作家，真的連這麼一點分析判斷問題的能力都沒有嗎？歸根結底隻能有一種解釋這些同誌提出這一切，並非是他們不知道事情是怎樣的，隻是為了在政治上和胡適劃清界限，而故意想方設法那樣說罷了，但學術卻倒黴了。
為了和胡適劃清界限，他的“自敘說”實際是“真事隱去的自敘說”，也是必須從根上否定的，雖然當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先生早就肯定了這一點：所謂“迨胡適作紅樓夢考證，則較然彰明”，“此說出現最早，確定反在後。”盡管他對胡適的政治立場一直持批評態度。
就古典名著而言，有《史記》那樣的傳記或紀實作品，也有《三國演義》那樣“七史三虛”七分紀實、三分虛構的作品，也有《水滸》那樣三分史實七分虛構的作品，也有《西遊》那樣完全虛構的作品。《紅樓夢》屬於哪一類？完全是可以商榷的，無論史料證實《紅樓夢》屬於哪一類，都不應受到指責。但是，不行！《紅樓夢》隻能是按照某種理論方式或某種模式創造出來的“小說”，和西歐及今日的小說一樣的小說。隻能是“臉在浙江，身子在山西，衣服在河北”，“千百個同類人物概括出來的”作品，誰說它是像《史記》那樣的傳記，或《三國演義》那樣“七史三虛”的作品，或《水滸》那樣含有真事，都是大逆不道，異端邪說，是“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本質缺乏認識”，是“胡適派”，因而不管其對史料如何“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其結果“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真的不包括“傳記文學”及“曆史演義”嗎？
一部《紅岩》擺在那裏，作為文學家當然可以把它當成“小說”“千百個同類人物概括出來”的小說去分析評論，但知情人說這是據實事創作出來的，“江姐”是江竹筠烈士，“許雲峰”、“齊曉軒”是許曉軒，甚至最高領導“李敬原”是李井泉同誌，這也不行？
《紅樓夢》也是如此，胡適先生根據當時人的種種記載，種種史料，斷言《紅樓夢》是曹雪芹“真事隱去的自敘”，又有何不可呢？
有關證據，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及《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中都舉得夠充分了。他以後的集大成者周汝昌先生在其《紅樓夢新證》等文中也都講得極為充分。僅看各脂本上的隨處可見的評語：“事則實事”，“作者與餘實實經過”，“非杜撰而有”，“有是人”，“有是事”，“真有此語”等就清楚可見。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論辯，實在是有失體統，給學術抹黑。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從來沒有認為《紅樓》是處處寫實的傳記，隻是說它是“作者真事隱去的自敘”，實即帶有自傳性質的虛擬的小說，而且一直反對把小說當成曆史，用小說中的故事去比附作者的生平。偶用“自傳”也隻是省字而已。近期出版的周汝昌先生的《獻芹集》，在附錄裏即講了當年胡適笑他癡，“把小說當曆史”，並勸告他“把年表收起來”，就是例證。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胡還明說：“賈妃本無其人，省親也無其事，大觀園不過是雪芹秦淮殘夢的一境而已。”就說得非常明確，在這一問題上也實在找不出胡適有什麼不對。
反對“自敘說”“真事隱去的自敘傳說”，即帶有自敘性質的以自身經曆為基礎寫成的小說，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其出發點也僅僅隻能是一個反胡而已！
當然反胡是正確的，但應該反對的是他的錯誤，而不是他的學術成就。他的“紅樓作者曹雪芹說”，紅樓故事是雪芹“真事隱去的自敘說”，是他深入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他對學術及紅學的一大貢獻，是他遺留給我們的一筆珍貴的遺產。到今天仍拚命反對這個已是極端清楚明白的真理，除了表明我們自己離馬克思主義極遠，表明我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廬山真麵目外是什麼也表明不了的。我們大家僅僅是根據他的辛勤勞作，才知道了《紅樓夢》的作者是誰，《紅樓夢》背後的真事大致怎樣，以及虛構與紀實的比例大概多少等等。
他及周汝昌先生一起為我們進一步弄清紅樓內幕“一芹一脂”生平及撰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過程奠定了基礎，並為進一步搜尋有關史料及雪芹、梅溪的文集打開了大門。
我們大家都應該肯定他和他們的工作。
“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胡適是擁護“自傳說”的，我們一定要反對它。但是魯迅也是擁護這個“自傳”說的呀，我們可怎麼辦呢？難道他也是敵人嗎？
為了和“自傳說”劃清界限，我們的某些人又造出一種理論，他們說，說紅樓是作者自敘，就是有意或無意地在貶低《紅樓》一書的思想性及藝術價值。這真是風馬牛不相及。《紅樓夢》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一回事；《紅樓夢》是小說還是自敘，是寫實還是虛構是另一回事。一部書的思想藝術價值是說它的客觀意義及社會效用，一部書是傳記還是小說，是寫實還是虛構（或概括）是說書是怎麼寫成的，二者完全是不同的兩個問題。這樣胡拉亂扯，硬把不相幹的問題弄到一起，除了表明自己思想混亂以外還能說明什麼呢？有偉大的小說，也有偉大的傳記；反之，渺小的也什麼文體都有。這難道不是普通的常識嗎？
《三國演義》是一部“七史三虛”的曆史演義，其中主要的人和事，都是真有的，隻是作了些加工，能說大多寫實，它就不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了嗎？能說講它是基本寫實的作品，就是貶低它的思想藝術價值嗎？
《紅樓夢》就擺在那裏，它的內容本身就肯定了它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逼真巧妙地表達了當時的社會麵貌，有巨大的社會效用，與它是“典型概括”或“實錄其事”都兩不相關。
夏衍同誌寫有一篇《包身工》，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於是“理論家”們就站出來宣布它是一部按模式創造的“小說”，雖然夏衍同誌一再說明它是一篇“真人真事”，但那些人仍然那樣鼓吹，氣得夏衍同誌無可奈何。對於這一類的“理論家”，隻會生吞活剝地背幾句高爾基或魯迅話的人，我們能說什麼呢？
為了反對胡適和他的“自敘傳說”，有的人甚至發展到連明白的中國話也不承認的地步。脂本上有很多的評語說到書中的種種人和事，是“真有”的：“真有此事”，“真有此語”，“實在有的”，“有是人”，“有是語”，“大有是事”，“實寫舊時往事”，“實是曩時苦惱”，“實係一寫往事”，“非杜撰而有”，“非搜造而成”，“作者與餘實實經過”，“作者尚記一大百乎？”“尚記金魁星之事乎？撫今思昔腸斷心摧！”“尚記矮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展眼二十年矣！”“嫡真實事非妄擁（用）也。”等等批語，清楚不過地表明了《紅樓夢》一書有相當的寫實性。於是就有人站出來說，脂批講的“真有”、“實有”並非是生活中的真有實有，而是“藝術真實”那種意義上的“真實”，實是“應有”、“必有”、“可能有”的意思。如金聖歎批《水滸》也有“真有此事”等批，難道他親曆親見了嗎？
且不說《水滸》是施耐庵據宋史和傳說寫成的含有真事的作品，金氏研究後完全可以批“真有”的批語，即今仍有人言《水滸》中某人“真有”，亦如今人批《三國》和各種曆史演義寫“赤壁之戰真有”，“出師表確為諸葛亮著”一樣，根本說明不了什麼。隻說脂評，批語極多，前後照應，語義非常明確，根本不容別解，僅就上述事例亦可見她指的“真有”，“實有”，都是指的生活真實曆史時空中確曾發生的事，而不是“藝術真實”。後一種所謂“真有實有”，即“應有”，“必有”，“可能有”，那在《紅樓》如脂評指明的，除神話外，“全書皆是必有之言，必有之事”，“情之至極，言之至恰”，沒有哪兒不是。而脂批之所以特特指出其中的某些人和事是“真有”，“實有”，“的是有”，“非杜撰而有”，正指其不同於全書的應有必有之言之事，是指生活中——他二人的生活中真正有的言和事。把這麼明白的國語硬作洋解是完全無理的。
附帶說一下，所謂的“藝術真實”，本來即是一個蹩腳的詞語，它的惟一的含義即是“近真”，“似真”，“逼真”，“和真的一樣”，其實是假的，是“非真”，隻是“合乎情理”，“大體不差”而已。把這種洋文字或新名詞拿到18世紀之中國文壇，斷言金聖歎及脂硯齋也是這樣用語，站得住嗎？
為了和胡適劃清界限或以反胡功臣自居，就連胡適最早發現並使用的脂本名稱“甲戌本”、“庚辰本”等也必須徹底摒除而代之以“脂銓本”、“脂京本”等等稱謂，你們誰不使用“我”等於無產階級定的新名稱，你就是“為胡適翻案”，是“慰胡適的在天之靈”！這哪裏還有一點學術爭鳴的味道？這些論斷出自一位聲名顯赫的學者之手，實在是令人驚詫的事。
不但如此，不但對上述種種十分淺顯的問題不斷地糾纏胡扯，連“小說考證”或“紅學考證”也都因為是胡適搞過而被視為不能容忍，不斷地發起挑戰，必欲從神州大地上根除而後快。盡管我們現在對《紅樓夢》批者和作者的生平及他們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內情、緣起、撰評過程知之甚少甚至毫無所知，因而考清曹、紅是如何的必要迫切，也是一樣。
索隱封建階級的，考證資產階級的，評論無產階級的，這叫什麼呢？
現在已是80年代的末期了，（可惜現已是90年代中期了！）隨著政治問題的解決，文化學術方麵的問題，也應該徹底解決了。有誌氣有能力的無產階級的學者，應該利用前人（包括胡適）的研究成果，超越前人，去開創廣闊的新天地，解決前人未曾解決的種種新問題，把紅學及學術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提高到一個新水平！而不是在“反胡”的名義下，把胡適及周汝昌先生的“作者曹雪芹說”、“雪芹自敘說”、“畸脂一人說”及“評者雪芹愛人說”逐一“推翻”！如此不斷地倒退下去，曹雪芹和孔梅溪的生平及《紅樓夢》的撰評過程，什麼時候才能大白於世呢？
宋振庭同誌生前為曹研會題詞說：“不搞清曹雪芹生平死不瞑目！”說得多麼好啊！它充分表達了廣大《紅樓》愛好者的真誠心願，他和那些以反胡為名，拚命壓製紅學考證，阻撓曹雪芹、孔梅溪生平及撰評《紅樓》經過研究成果發表的人，是多麼鮮明的對照。
告別過去吧！是時候了，曆史應該揭開新的一頁了。讓我們迎接紅學的春天吧！
作於1987年12月，1995年元月抄清
八、《紅樓夢》和《狂人日記》
（一）拉到一起的理由
《紅樓夢》和《狂人日記》是兩篇形式上頗為不同的作品，兩書的主人公賈寶玉和狂人也很不倫類，現在把二者拉在一起作為文章的題目，理由或目的是什麼呢？因為我覺得兩書雖文體有別，但書之特點及人物言論在某些方麵有類似處，分析一下《狂人日記》和狂人形象有助於對《紅樓夢》和賈寶玉形象的理解，有助於思考和評價《紅樓夢》中的人物和《紅樓夢》的原作者和評者，澄清紅評中的某些是非，故書之如下。
（二）賈寶玉和狂人
賈寶玉是《紅樓夢》一書中的主人公，究竟應該怎樣認識和評價這一藝術形象呢？分析一下魯迅的《狂人日記》中的主人公狂人的形象，對我們可能還是會有些益處的。
《狂人日記》中之狂人道出了許多真理：破天荒第一次指明了曆史實際上是一部吃人史，指出了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吃人的社會，“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並發出了“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和“救救孩子”的呼喊。他所昭示的這些真理，在中國曆史上所起的啟蒙和解放作用是眾所周知的。但能否以此說“狂人”是時代的新人，是新階級的代表，反封建的“叛逆”，文化革命的先鋒和主將呢？很顯然不能這樣說。狂人終歸是狂人，他講“吃人”，講社會一團漆黑，憎恨趙家狗，對未來的預告都隻是一種病態，是無意識的；魯迅寫的非常真實，懂點醫學知識或接觸過精神病患者的人都知道確實是這樣子的。給他加上這樣那樣的桂冠，我以為是不合適的。相應的把這樣看待“狂人”的論者說成是“反動透頂”，“充滿封建意識”，“是反動階級的代理人”等等，我認為也是不合適的。
事實上也沒有人這樣說。
類似的《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也道出了不少人生哲理。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說“女人比阿彌陀佛、元始天尊更尊貴”，說讀書上進的人是“祿蠹”，“文死諫武死戰皆非正死”等等，在中國當時也發生很大影響，起了非常的曆史作用。但能否以此說寶玉是時代的“叛逆”，是新人甚至是“反封建的主將”呢？我以為也不能這樣說。他的“謗僧毀道”，反對讀書上進，講“男濁女清”等，也僅隻是小兒之常情，（有明顯的片麵性），他的全部行為也不出這個範圍。脂評認為他是“尚古淳風”的“老好人”，“小兒之態”，“不得謂比諸人皆妙也”，我認為還是說得對的。給他加上這樣那樣的桂冠，所謂“新人”、“叛逆”甚至是“反封建的主將”，我以為也是不合適的。相應地也不能把如此看待賈寶玉的論著（包括雪芹愛人脂硯齋主人，棠村孔梅溪在內）說成是什麼“封建”、“保守”、“沒落階級的代表”等等。這樣做或這樣說，我以為也是不合適的。
但持這種觀點的同誌還是大有人在的。這是《紅樓》評論中獨特的現象，還是值得深長思之的。
（三）曹雪芹和魯迅
但魯迅和曹雪芹是自覺地、有意識地利用小說《紅樓夢》和《狂人日記》，借小說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自己抨擊社會、針砭時弊的思想觀點，指明了舊中國實際上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揭露了“須眉濁物”假仁義道德之名，行營私逐利之實的祿蠹本色。他們才是自己時代的先鋒和主將，封建社會的叛逆，我國文化史上的巨人。
廣大讀者群眾的直覺還是沒有錯的，他們一下子就抓住了要點，稱得起是作者作品的知音，和那些拉大旗作虎皮、慣於依勢定人罪名的“評論家”是極為不同的。
（四）“史家筆法”和“雜文筆法”
魯迅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巨人，他寫了一些小說，但更多的是雜文。這些雜文都很短小，但卻意味深長，有許多曲筆或反筆，往往是旁敲側擊，意在言外，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筆法，即所謂“雜文筆法”。死板拘泥隻看正麵難免南轅北轍。一些小說如《狂人日記》也是如此。
曹雪芹生活在比魯迅時代更黑暗的時代，想說的不能說、不敢說，不想說的又不能不說，和曆代名家名作一樣，他和他的書中自然也難免種種曲筆和反筆，即所謂“春秋筆法”，或“史家筆法”。有時候冠冕堂皇地寫上一篇歌功頌德的文字，“隻在莫要緊處閑兩三筆寫正文筋骨”。不承認這種特殊性，把《紅樓夢》一書看成和西歐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作品一樣的作品，隻把它當成小說，隻在小說這一範疇內分析其人物、思想性、藝術性，我認為也是不合適的，不夠的，還應注意其“史家筆法”和“史公用意”。
濮氏兄弟（文邏、文昶）在甲戌本跋語中最早指出：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還是說得很是的，對理解《紅樓夢》是有益的。
戚序本第六十九回有條總評對我們理解什麼是“史家筆法”和雪芹的“史公用意”還是很有幫助的。這段話是：
寫鳳姐寫不盡，卻從上下左右寫：寫秋桐極淫邪，正寫鳳姐極淫邪；寫平兒極義氣，正寫鳳姐極不義氣；寫使女欺壓二姐，正寫鳳姐欺壓二姐；寫下人感戴二姐，正寫下人不感戴鳳姐。史公用意非讀死書子所知。
這當然也是脂評，是梅溪之批語。對我們怎樣理解《紅樓》、《紅樓》人物及《紅樓》的作者和批者也是大有益處的。
由此出發，對曹雪芹和孔梅溪的本意自然會有新的理解，對他們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真《紅樓夢》或《紅樓》真本的研究也必然更進一層，本文就不旁及了。
198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