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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的行動得到了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反偽科學鬥士何祚庥教授鼎力支持和讚賞，並親筆致信稱讚我“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他又將有關“煙之侶”材料轉交北京市科委和專利局，他們撥出專款，請國家煙草質量監督檢驗中心重新檢測，證明“煙之侶”產品的作用微不足道，正式宣告“煙之侶”的神話徹底破產。1997年7月，我采寫的《噪聲危害何日休》披露了長沙麵粉廠多年噪聲擾民的問題，長沙市政府、市環保局等極為重視，將其列入“九五計劃重點汙染源限期治理項目”。
全國賠償額最高的醫療糾紛民事賠償案（130萬元），1998年4月在株洲一審判決後，當時全國有8家報刊刊載《巨額賠償，終身執行》消息。我深入調查，認為此案僅以手術後產生並發症這一不良後果就判令醫院巨額賠償，與現行的法律法規相悖。如果此案一旦判決生效，其可能對衛生界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不利於醫學科學的發展。我力排眾義，寫出了《一百三十萬元的手術費如何說》的調查性通訊，在《三湘都市報》發表後，受到全國許多知名醫學專家家的好評。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醫科大學名譽校長、中國人體器官移植奠基人裘法祖教授支持記者正本清源，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糾正一審錯判。
在維護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方麵，我仗義執言的。1999年3月，我因采寫《救命恩人成被告》一文，亦被惹上名譽侵權官司，長沙開福區人民法院一審，長沙中級人民法院終審都認定事實準確，不構成侵權。
作為衛生專業報記者，對衛生界醜惡現象我也不護短，同樣給予無情的揭露和鞭撻。1997年12月，攸縣衛生係統發生大麵積醫務人員向吸毒分子提供杜冷丁事件，我明察暗訪，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在大眾衛生報頭版頭條曝光了《杜冷丁為何外流》，引起了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高度重視，要求全省各醫療單位以此為鑒，加強管理，立即進行一次麻醉藥品大檢查；隨後，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欄目組派出記者采訪並錄製專題節目，給醫務人員敲響了警鍾。
無獨有偶，2000年6月，攸縣醫藥公司獨家壟斷該縣藥品市場，這種強賣強買的地方保護主義作法，引起了醫療衛生單位的強烈不滿。我接到攸縣幾個鄉鎮衛生院的投訴電話後，即赴攸縣暗訪，受到無理阻撓，暗中盯梢。有人揚言要讓我“站著進來，躺著出去”。在威嚇麵前，我沒有退縮，直到把真實情況全部弄清楚。因材料紮實，我寫出的《攸縣壟斷藥品市場愈演愈烈》一文，衛生部王隴德副部長親筆批示，責成湖南藥監局嚴肅處理此事；中央電視台記者再次邀請我一同前往攸縣追蹤采訪，並在焦點訪談欄目以《在糾風的背後》為題曝光。
中共湖南省省委、省政府對此報道予以極大關注，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省糾風辦等聯合組成調查組前往攸縣調查處理，責令攸縣人民政府堅決停止壟斷藥品的所謂《攸縣加強藥品管理辦法》；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不久下發了《各地不得限製或排斥外埠藥品在本地銷售》的通知。而隨後發表的諸如《水果含激素，中看不中吃》、《洗血難圓減肥夢》、《天使的無奈與困惑》、《誰之過》、《誰來保護百姓的用藥安全》等報道，都是我直麵現實、針砭時弊的新聞作品。
知師善學
我原本是學醫的，在長輩眼裏，“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是“積善行德的事”。我最初的人生理想便是按照長輩的意願，“當一個救死扶傷的好郎中”。1982年我分到一家省級醫院工作，一直忙在醫療第一線：坐門診，下病房，呆在實驗室裏擺弄大大小小的玻璃器皿，睜大眼睛在顯微鏡下尋找致病的細菌等微生物。精力花得最多的是將檢驗報告與病人臨床症狀結合起來分析，為醫生診斷提供準確的實驗數據，便於醫生治病時“有的放矢”。
我的新聞實踐始於臨床檢驗中的一件小事：我過去所在的醫院，是一家專治結核病的醫院，我在門診化驗室，每天跟血、痰、大小便等標本打交道。做痰塗片、痰培養，並抽血作血沉檢查是每個結核病人必做的項目。可很多病人並不理解：“病在痰裏為何還要做血檢查？”有的患者甚至認為，這是多做檢查多收費而投訴醫院。有一次，我利用出黑板報的機會，以《結核病患者為什麼血沉加快？》為題，把這個道理明明白白地告訴患者，後來又將該文章登在大眾衛生報上。也就是這篇小小的科普文，架起了醫患之間的橋梁，患者明白了事理，消除了誤會，並積極配合檢查。
我從上述故事中突然間領悟了什麼：搞衛生宣傳，向患者口頭講，出黑板報，隻是少部分人聽到、看到。如何向報刊雜誌、電台等新聞媒體寫稿，通過這些載體把醫學保健知識傳給群眾，讓更多的群眾掌握防病治病的科普武器，提高自我保健意識和自我保健能力，符合“預防為主”衛生工作方針的。這不是一件很有價值、對百姓健康非常有益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