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民被黜於宗潼
舊時的“煙台街”藥房特別多，都賣中藥，自然是混包。唯獨1914年開業的“齊魯大藥房”是分味單包，內放藥品卡片，絕無“吃錯藥”之虞。由於藥房獨具特點，顧客盈門。
其實，“齊魯大約房”所以聲名大振，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的創始人於宗潼。
於宗潼1860年出生在福山高疃湘河村，仕宦子弟又自幼聰慧，28歲中舉，次年中進士，進入仕途。他的政績固然也被人稱道，但膾炙人口的卻是他在四川“保路運動”中的出色表現。
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興起時，於宗潼任四川勸業道台（一省負責工商業的最高長官），旗幟鮮明地站在民眾一邊，聯名致電清廷內閣：“川民爭路爭約，誌堅理足”；“民意不可欺，路權不能賣！”
9月7日，鬥爭激化，總督趙爾豐逮捕了“保路同誌會”正副會長蒲殿俊、羅倫。數萬民眾得知消息後，義憤填膺擁向川督衙門請願，趙爾豐命士兵向人群開槍，當場打死23人。這時群情激昂，湧來的人越來越多，趙爾豐競架起了大炮。
就在這危急時刻，一個“破天荒”的曆史鏡頭“定格”了。朝廷命官於宗潼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胸膛擋住了炮口，大聲哭著說：“願和眾人一起粉身碎骨！”
一場流血事件被扼止了，但於宗潼卻在當日就被“削官為民”。
這件事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一個月後，武昌起義成功；不到兩月，四川宣布獨立。眾人推舉於宗潼當四川總督，於宗潼卻堅辭不就，收拾行李回到福山。
回到故鄉的於宗潼創辦了福山初中，自任校長；熱心社會公益，擔任過《福山縣誌稿》的總纂；還出任過煙台商會會長。“齊魯大藥房”隻是他眾多的建樹之一。
稱霸膠東劉珍年
他是河北南宮人，卻被稱為“膠東王”。原因是他在1928年到1930年統治了膠東，在煙台做了些好事給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8年夏天，他趁第二次北伐之機，脫離軍閥張宗昌，接受國民革命軍暫編二十一師的番號，進駐煙台，以後采取了“容共”政策，接納進步青年，使他的部隊有生氣。他在積極擴軍的同時，還修了全市的馬路（煙台人稱之為“洋灰道”），辦了誌孚中學，為煙台工商業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和平而寬鬆的環境。
但在蔣介石“清共”的嚴令下，他走上了“反共”之途。於是眾叛親離，每況愈下，最後所部被調往溫州，他本人也於1935年被蔣介石以“縱兵殃民”罪處決於南昌。
草莽將軍張宗昌
在膠東曆史人物中，萊州的張宗昌恐怕是知名度最高的，一提起他的名字，人人都把他與“狗肉將軍”聯係在一起，想到他“三不知”的“德行”（即“不知道有多少錢、不知道有多少槍、不知道有多少姨太太”）。他幾乎是愚昧與野蠻的化身。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張宗昌入主山東，橫征暴斂，時人撰寫對聯諷刺他“自古未聞尿有稅，如今隻剩屁無捐”，他督辦山東軍務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遭踐”他似乎是天經地義。
一個出身底層的窮苦孩子（當時有“王八戲子鱉鼓手”的說法，而張宗昌恰是吹手的兒子），最後能當上直魯聯軍總司令，恐非一位魯莽之人所能任。他少小年紀獨闖關東，後來發跡，投奔他的人“隻要會說掖縣話，就把馬刀挎”（當連長）。辛亥革命的發祥地在南方，他卻從海參崴遠奔上海投靠陳其美，隻怕也不能用簡單的“投機革命”來解釋，青年時代的張宗昌是很“上進”和有“心計”的吧。
張宗昌是所有軍閥中唯一“祭孔”的一個，糾集了一批有影響的文人在北京成立“孔學會”，來山東曲阜大肆招搖，如此看來，他似乎是個封建文化的“複辟狂”、“吹鼓手”，可是他督魯期間卻又在山東推行“放足”運動，當時煙台就流傳著這樣的童謠：“山東督軍張宗昌，他爹是個喇叭匠，他媽的腳尺半長，下令百姓都放腳，誰不放腳罰大洋……”他推行“放腳”阻力是相當大的。別忘了，萊州有《小腳寨的故事》，在西由等地有“賽腳會”，比賽誰纏足成果顯著。他的“放腳”是以犧牲母親名聲為代價的。
筆者在他的故鄉還聽到過這樣的軼聞，他為了學寫自己的名字，竟對著教師連叩了三個響頭。一個擁有重兵的“丘八”如此禮賢下士，也稱登峰造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