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這是唐人劉禹錫的《贈看花諸君子》詩，它辛辣地諷刺了“二王八司馬”事件後彈冠相慶的朝廷新貴們。如果用它的前兩句來形容清朝後期粵、閩、江、浙和上海、天津等地“花會”賭博的盛況，也是十分貼切的。
“花會”又稱“字花”、“打花會”。最初產生於浙江黃岩一帶，時當清朝乾隆、嘉慶年間。鴉片戰爭以後，花會傳到福建、廣東地區，以後又北傳至上海、天津、北京以至內地，直至本世紀四十年代末，偏僻如四川的一個小縣眉山，還有它的蹤跡存在。
花會屬於彩票類賭博，在晚清中國的各種彩票賭博之中，它是持續時間最長、影響麵最廣、對社會的毒害最劇烈的一種。
花會的賭法很簡單，它設出三十六種可能性，也就是分為三十六門，每次預先定下其中一門為中彩之門，參賭者如果押中了，可以得到相當於自己賭注三十倍的賭彩，如若沒有押中，則賭注全歸設賭者所有。
花會的三十六門名號，各地並不相同。最初的浙江黃岩花會就隻有三十四門，即三十四個古人名，每位古人畫一幅主軸並署上名號，以便到開封時公布。由於賭客中文盲很多，對這三十四位人名不易區別記憶，而且這些賭客又大多為牌九的賭客，所以又在每幅人像的左下角配綴一隻牌九圖案以便區別，如天牌配徐元貴（徐元貴），地牌配陳吉品（陳吉品77）等等。牌九又稱為“花牌”，因此這項賭博便被稱為“花會”。這就是它得名的由來。
花會傳入廣州以後，其規矩有所改變，並為以後的上海、天津等地因循依照。首先是將古人名增加到三十七名，並為了招徠廣大中下層婦女參賭，去除了她們不熟悉的牌九圖案，而改配容易識別和記憶的動物圖案，具體如下：觀音（鯉魚精）、陳吉品（綿羊精）、陳人生（白鵝精）、張元吉（鹿精）、張火官（雞精）、李漢雲（牛精）、鄭天龍（石精）、周青雲（鶴精）、羅隻得（硋犬精）、田伏桑（花犬精）、宋正順（豬精）、黃坤山（虎精）、徐元貴（蝦精）、林太平（飛龍精）、陳攀桂（螺絲精）、陳日山（鴨精）、張三槐（白猴精）、張萬金（蛇精）、李日寶（龜精）、鄭必得（鼠精）、吳占魁（白鼇精）、趙天申（金貓精）、雙合同（白鴿精）、朱光明（馬精）、劉井利（鱉精）、林良玉（蝴蝶精）、陳逢春（喜鵲精）、陳安士（狐狸精）、張九官（犬精）、張合海（蝦蟆精）、李明珠（蛤蜊精）、蘇青元（鱉魚精）、馬上超（飛燕精）、方茂林（蜂犬精）、龍江祠（蜈蚣精）、王誌高（蚯蚓精）、翁有利（象精）。
在這三十七人之中，觀音被尊為花會會首，永遠不開。所以實際上是三十六門。上述名號在上海、天津等地也不盡相同。而僻在內地的四川，花會名號就全用各種花卉的名稱，如牡丹、薔薇、木槿、荼蘼等等，這與花會的名稱就更為相符了。
早期的浙江花會辦法比較簡單，花會老板每日早上將一幅卷軸包裹好後當眾縛於屋中梁上，參賭者便開始自認一古人名並注上錢數，投入一個木櫃之中。到了開注之時，老板當眾從梁上將畫軸解開、下展，然後打開投注的木櫃，按參賭者所押的名號吃進或賠出賭注。很明顯，那時的花會規模和影響都不大，不過是一個賭場的範圍。
花會傳到廣東、福建等地後，開始受到官府的注意並加以禁止，但規模仍擴大得很快。因此賭場往往設在荒僻人跡罕至之地。賭場僅有矮屋數間，但前麵必有一處極寬敞的廣場，以容納數十裏範圍內前來參賭的人們。每日朝夕，場內寂靜無人。至上午押注和開注之時，賭客紛至遝來，廣場上千頭攢動、人聲鼎沸，加之穿梭其中的叫賣小販和那些僅僅為了看熱鬧而來的人們，儼然成為一處通衢鬧市。這時的花會規模確實擴大了許多，但參賭者仍然必須親自前來押注，總歸不太方便，特別是那些“恪守婦道”，足不出戶的良家婦女，也不願前往荒僻野外，因此從範圍上還是有所限製的。
清朝光緒末年，花會傳到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之後，規模很快擴大，並形成了一整套組織係統和“服務網絡”，參賭者的範圍也擴展到最大限度，從而達到它的高潮。下麵以上海花會作為典型，即可見其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