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參加賭博，必須具備兩個條件：有錢和有時間，並且越充裕越好。依這兩個條件來考察中國古代社會各階層的賭博風俗，首當其衝的就是貴族豪門。
貴族豪門大致可分為外戚、勳臣（開國功臣）和顯宦三種，有的則同時具備兩種或三種身份。他們絕大部分都擁有雄厚的財力，“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後漢書·仲長統傳》）大大小小的各級主人和他們身邊的奴仆，無不養尊處優，錦衣玉食，從而形成了一個滋生賭博的最佳環境。
因此，貴族豪門的賭博現象在各個時代都不鮮見。
東漢外戚、權傾朝野的大將軍梁冀，少年時就是一個典型的紈絝惡少，尤其精於各種賭博，當時流行的彈棋、格五、六博、意錢以及鬥雞走狗，無不精通。作為一個相府貴公子，自小就精於此道，無疑是受到他身邊的奴仆幫閑們的賭博風氣的嚴重影響，由此可以想象梁府之中賭博風氣之濃厚。
“書聖”王羲之，出身琅邪王氏，是東晉的一流高門，在他府中，從主子到門生奴仆都精於樗蒲。其子王獻之，幾歲就精通樗蒲，並自詡為當時其道高手：“遠慚苟奉倩，近愧劉真長。”門下眾門生故吏，更是常日聚賭，以五木樗蒲為伴。
唐代的韋氏和杜氏是當時炙手可熱的一流高門，俗諺雲：“城南韋杜，離天尺五。”其中的韋氏就是一個好賭的家族。唐人蘇鶚的《同昌公主傳》雲：
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盛光珠，令增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
同昌公主和韋氏諸宗之人就這樣會集廣化裏夜以繼日地鬥紙牌，大賭特賭。
貴族豪門財力雄厚，賭博時常常一擲千金。宋人洪邁的《夷堅誌》卷三十六記載了一條顯宦楊太傅的姬妾與門下幕客範端智以圍棋賭博之事，其中有一局賭注即值錢三千緡，可謂豪賭。
北宋的寇準，曾為一代權相，後來受丁謂排擠，一再貶官為雷州司戶。不久丁謂亦被貶南下，將經過雷州。秉性寬厚的寇準聽說家仆中有人想謀殺丁謂為主報仇，便杜門讓眾家仆縱情賭博，不許外出，待丁謂離開雷州已遠，才讓家人外出，避免了一場悲劇。按寇準一再貶官，其門下奴仆賭風仍舊，可見當時一般權貴內宅賭風之盛。
貴族豪門之中的賭博雖然曆代皆有記載，但都比較零亂片麵，無法得出一個完整的風俗麵貌。值得慶幸的是，曹雪芹在他的不朽之作《紅樓夢》中有多處從不同的側麵描寫了賈府之中的賭博現象，從而為我們勾勒了一個古代貴族豪門中賭博風俗的完整而生動的麵貌。
現在，讓我們進入寧、榮二府，看一看這個豪門之中的賭博眾生相。
《紅樓夢》裏的榮、寧二府，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一個典型的貴族大家庭。這個“赫赫揚揚，已將百載”的“詩禮簪纓之族”，也和當時的社會一樣，彌漫著越來越濃厚的賭博風氣。從高踞於金字塔頂的史老太君起，眾多的老爺、少爺、太太、小姐，以及數以百計的家人、小廝、丫頭、仆婦，還有門下的清客相公，大多不同程度地參與了賭博。在賈府之中，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賭博方式，無不具備。有當時最盛行的馬吊牌，有流行多年而不衰的骰子、骨牌，也有瀕臨滅跡的老古董——雙陸，甚至射箭、圍棋這一類高雅的體育活動，也都成了賭博的手段。曹雪芹筆下的豪門賭博眾生相，可以說是當時中國賭博文化的一個具體而微的側麵。
舊時的人把帶有賭博性質的活動分為三種：玩、賭、腥賭。賈府的人們，依據自己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經濟狀況，分別參與其中。有的人不參加任何賭博，也表現出對此的看法。
玩，是把賭博作為一種消遣的遊戲，不計較輸贏，而且輸贏的錢財數額與自己的財力相比較也很小。在清代，貴族官宦和有閑階級的婦女中流行鬥馬吊牌。在《紅樓夢》裏有許多地方寫到賈母、薛姨媽、王夫人、鳳姐和管家的嬤嬤們鬥牌。這種場合，輸贏最多不過幾吊錢，對這些貴婦人來說算不了什麼。如第四十七回中，鳳姐和鴛鴦等人為消老太太的怒氣，在牌局之中互通消息，做作一番，打出一張“二餅”讓賈母和了一個滿貫。然後又故意反悔，引得賈母開懷大笑，向薛姨媽說道：
“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裏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