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和賭博文化，自古就是人類社會風俗文化的兩個重要內容。賭博和飲酒，同具有很強的娛樂性和刺激性，是古代人們娛樂消遣的兩個重要內容。正由於這個原因，在世界許多民族的社會風俗之中，飲酒風俗和賭博風俗也常常存在著密切的聯係。在古代東方和希臘羅馬等文明古國的古遺跡和墓葬中，酒器和賭具（最常見的是骰子）常常相隨出土。羅馬帝國晚期，從皇帝、近衛軍到市民，大多沉溺於狂飲和豪賭之中，著名的暴君尼祿是其代表。這個社會現象被後世認為是腐朽和墮落的典型標誌。
飲酒和賭博二者的聯係，在古代中國表現得同樣的明顯。而中國獨具特色而又內涵豐富的文化係統，又使得這種聯係表現出複雜而多變的色彩。
從戰國時代開始，飲酒和賭博就雙雙成為人們聚會宴樂的主要內容。齊國的辯士淳於髡曾向齊威王說道：
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史記·滑稽列傳》
北方的鄉閭之會如此，南方的貴族之家亦大略相同。《楚辭·招魂》在描寫家居行樂有這樣的句子：
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製犀比，費白日些……娛酒不廢，沉日月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
同樣是酒、色和賭博，無論南方還是北方，貴族或是平民，內容並無大異，隻是貴族之家自然要顯得華麗典雅而已。
先秦時代的這種風俗，為以後的人們世代沿襲，盡管曆代法律禁賭，酒禁亦時弛時張，但這些禁令往往徒為一紙空文，在現象麵前總是顯得蒼白無力。
一首漢樂府古歌這樣寫道：
上金殿，著金樽。延貴客，入金門。主人前進酒，彈瑟為清商。投壺對彈棋。博弈且複行。
在賭風興旺的魏晉南北朝，即使是僻處西南的益州（今四川）地區，人們“聚會宴飲”時也喜歡“意錢之戲”，飲酒賭博兩不誤。
降至明清，宴飲與賭博的聯係愈加密切，各種婚喪慶吊，筵席之後多繼以賭局，歲時節令，人們更是走一處，吃喝一處，再賭一場。清代淮揚、蘇杭一帶的鹽商、巨賈之家，“每有宴會，名士巨賈畢集，酒闌，輒於屋後花園作樗蒲戲。”（《清稗類鈔》賭博類）時人稱為“賭宴”。
飲酒風俗與賭博風俗如此密切地相聯係，使社會上出現了不計其數的酒徒兼博徒。上至帝王貴戚，下至草莽寒門、芸芸眾生，均多有此道中人。在娛樂生活單調、枯燥的下層社會，這類人更是比比皆是。
賭博和飲酒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占據了如此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招致了人們對它們的許多評論，而這些評論卻很少不偏不頗地采取中肯的態度，絕大部分均非常鮮明地集中在兩個極端。
一方麵，強烈的娛樂性和刺激性，往往使人們在飲酒和賭博時表現得狂熱和豪放，飲如長鯨吸百川，千金一擲隨手盡，曆來被人們視為豪放和瀟灑的標誌，在風氣開放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尤其如此。阮籍、劉伶之類的嗜酒若命；袁彥道、桓溫之流的“投馬絕叫”、十萬一擲，一直被後人津津樂道，視為所謂“魏晉風度”。在氣象恢宏的唐代，豪飲、縱博、挾劍橫行，常常成為人們的自我特長和性格標誌，並以此誇耀、標榜於人，也可以說是“盛唐氣象”的組成部分。在唐人詩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的此類豪言壯語。在最負盛名的李白和杜甫的詩篇中，我們既可以看到這兩位酒徒兼博徒的自我標榜，又可以看到他們對豪飲縱博的由衷讚美。
李白是曆史上最有名的“酒中仙”，關於飲酒的豪言壯語舉不勝舉。他自稱“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飲三百杯”；對於酒徒的評價之高，從古以來恐怕無過於此；“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將進酒》）杜甫嗜酒之名不及李白，但實際上毫不遜色，著名的《飲中八仙歌》雖不是自我詠歎，卻可看出他對酒徒們的衷心讚美和悠然神往。從少壯之時到老病尋侵，他同李白一樣，從未放下手中的酒杯。“嗜酒”、“痛飲”、“酣飲”、“縱飲”一類的詩句，可以說貫穿於他的詩集始終。更有甚者，李、杜二人的死都直接與酒有關：傳說李白月夜飲酒於船上，醉後赴水中捉月而溺死，而杜甫之死於牛肉白酒卻是千真萬確的，不管那牛、酒有毒還是無毒。
李白與杜甫也一樣地好賭。李白曾自稱：“我昔鬥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嗬嚇來煎熬。”又稱“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杜甫也曾有《今夕行》一首，全寫自己與人縱博的情形和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