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盙盙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王安石這首著名的《元日》詩，在我們麵前展現了一個千家萬戶喜氣洋洋慶賀新春佳節的歡快景象。
歲時節令，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曆來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人們在物質和精神上不同程度得到享受的日子。早在西周時期，鄉村的農奴們在辛勞一年之後，都要“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詩經·七月》）隨著時代社會文化的發展，節日逐漸增多，年節文化的內容也逐漸豐富。就漢族而言，比較重要的節日就有元旦、上元（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陽、冬至等。每逢這些節日，人們一方麵要鄭重其事地舉行各種祭祈和祈禳活動，來祈求上天、祖宗和神靈的保佑。一方麵要舉行各種傳統的遊樂活動來紀念和歡度佳節。如元宵觀燈、中秋賞月、端午賽龍舟、重陽登高、七夕乞巧等等。歲時節令，也是人們脫卻拘束、輕鬆愉快的日子，為了取得最佳的愉悅效果，除了上述的那些傳統遊樂，人們往往不拘小節地尋求娛樂、刺激，賭博可說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賭博活動在古代歲時節令中常常表現得十分突出，是年節文化的豐富內涵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分析，有其自然的原因。
歲時節令的豐富內涵，構成了一幅幅濃縮的社群生活場景，它既源於日常生活，又有別於日常社會生活，是人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獨特且相對獨立的子係統。歲時節令的賭博活動，其實也就是日常社會生活中賭博活動的濃縮和集中，之所以如此，有如下幾個原因。
中國傳統的賭博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是參與賭博的人們一般都限定在一個個大致固定的人際範圍或環境之中，形成一群群彼此相熟的“牌友”、“賭友”。其二，中國式的賭博一直被稱為“博戲”，是因為它帶有濃重的遊戲娛樂色彩，如紙牌、麻將、骨牌、雙陸、狀元籌、升官圖等，都需要相當寬裕的時間才能玩得盡興。然而在平時，人們各自為衣食前程而奔忙，閑暇的時間並不多，脾味相投的賭友們很不容易湊到一起“盤腸大戰”。再則，賭博或多或少總需要一定的錢財，普通人平時由於各自的原因，即使有閑暇，也不一定有充裕的賭資，這兩個時間和金錢的問題，在節日期間一般都能得到解決。人們在這時擺脫了工作和社會的負擔，能無拘無束地娛樂、消遣。為了歡度節日，人們也不同程度地作了物質上的準備，喜歡賭博的人自然為此準備了“賭本”。
第三，節日可說是人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獨特且相對獨立的係統，在這些特定的日子內，人們的心理和行為可以超越特定文化、風尚允許的範圍，這種“越軌行為”不會受到指責，而是被整個社群文化心理視為“合理”。中國的傳統儒家道德，一直視賭博為惡行、惡業，曆代官府也都頒有禁令。但在一些重要節日期間，整個社會卻幾乎一致地對賭博表現出寬容的態度。官府或者明令開禁，或默許縱容，不加管束。許多平日不許子弟家人賭博的家庭，這時也破例允許大家博戲取樂，而那些平日就喜歡“牧豬奴戲”的賭徒，此時更是如魚得水，盡興大賭了。在這些特定的日子裏，賭博的娛樂功能在整個社會的反對力量麵前顯得異乎尋常的強大。
上述三點原因，使賭博活動在各種節日期間不同程度地加劇。其加劇的程度與節日的重要性是成正比的。
一歲之首的新春佳節，舊時又稱“新正”，是中國最重要的節日，也是一年中賭博最盛的時期。經過一年的辛勤勞作，人們為新年準備了充裕的物資，喜戲賭博的人們為自己留下了專門的“賭本”，連小孩子也有“壓歲錢”充作賭資。新年又是全年時間最長的節日，從臘月底到正月，曆時一個月以上，此時鄉村尚在農閑之中，大小衙門一律“封印”，各種店鋪作坊也要關門停業多日，“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閑時”。士、農、工、商，婦女兒童，各色人等都有充分的閑暇。這一段相當長的時期，正處於隆冬時節之內，人們絕大部分活動是親朋故舊之間的酬拜、交遊、宴飲，這些活動都限製在戶內進行，在文化娛樂相當單調的古時，人們的興趣很容易趨向於賭博這一極富刺激性的娛樂。
由於文獻的缺乏，唐代以前歲時的賭博情況已經無法具體了解了。而兩宋以下的社會在春正期間的賭博活動之廣泛，卻是引人注目的。
在北宋的都城東京，每到正月初一，開封府照例要貼出榜示，開放“關撲”三日。在這幾天內，城中大街小巷到處可見商販們“以食物、動使、果實、柴炭之類，歌叫關撲。”（《東京夢華錄》，下同）招徠人們前來“撲賣”。在城內的繁華地段，“如馬行潘樓街、州東宋門外、州西梁門外踴路、州北封丘門外及州南一帶，皆結彩棚，鋪陳冠梳、珠翠、頭麵、衣著、花朵、領抹、靴鞋、玩好之類。間列舞場歌館，車馬交馳”。吸引人們前來“關賭”。黃昏已至，包括“貴家婦女”在內的士民大眾紛至遝來，“縱賞關賭，入場觀看。慣習成風，不相笑訝”。這種萬眾踴躍，參加關撲或縱賞關撲的現象，在宋室南渡後的京城臨安（今杭州）繼續存在下去，而在時間上則大大延伸了。在這個時候，關撲與其說是一種賭博，勿寧說是一種遊藝娛樂活動，還更符合它此時所表現出的社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