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博本起源於民間的遊戲，數千年來，它也一直是民間遊戲娛樂的一個重要內容。賭博的娛樂功能從性質上看，屬於自娛性，也就是必須親身參與其中方能獲得娛樂的效果，正由於此，賭博活動在民間一直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
民間賭博之風的興盛始於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城市的興起，各種賭博活動在這類地區如齊都臨淄、魏都大梁、趙都邯鄲廣泛流行。著名的縱橫家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談到臨淄城中“民無不鬥雞走狗，六博蹴鞠”。從“無不”二字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座“甚富而實”的都市之中賭博活動的盛行。
在如此廣泛的賭博活動之中，大部分市民不過把它作為一種遊戲娛樂手段，所以蘇秦在談到臨淄城民的“鬥雞走狗六博”時是把它和“吹竽鼓瑟，擊築彈琴”並列的。不過，其中也有一部分以賭博為生計者，時人呼之為“賭徒”。《史記·魏公子列傳》談到趙都邯鄲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之中”，又有“薛公藏於賣漿家”。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博徒在當時已成為擁有相當人數的專門的職業，隻不過在時人心目中這是一種賤業或“惡業”。到了西漢，桓發操此“惡業”成為時人注目的巨富，並被司馬遷記入《史記·貨殖列傳》，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以賭博致富的名人。
在漢代，賭博成為民間最常見的遊戲娛樂方式之一。當時長安、五陵、大梁等地的富家無論平時行樂還是舉行宴會，常常設有博局，豪飲縱博，成為一時風氣。如《列子·說符》記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一首漢樂府古歌也這樣描寫富家的宴樂：
主人前進酒，彈瑟為清商。
投壺對彈棋，博弈並複行。
六博與當時富豪之家的娛樂活動如此密切，於是漢樂府歌辭中有了“仙人六博”的古題。在漢代建築和墓葬中的畫像石、畫像磚上，也常常可以看到“六博圖”、“仙人六博圖”。
在鄉裏村鎮的下層社會之中，鬥雞走狗是常見的賭博方式，也是常見的娛樂活動。
漢高祖劉邦的父親劉太公，一生居於鄉裏，是一個勤儉務實的農民。而這樣一個老實人的“平生所好”，也都是“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鬥酒蹴鞠，以此為歡”。後來，劉邦當了皇帝，尊太公為太上皇，錦衣玉食，尊貴無比，但見不到他平生喜聞樂見的市井風物，使他鬱鬱不樂。後來劉邦按照故鄉豐沛地方的市井風俗專門為太公建了一座“新豐”，使他重新聽到鄉音，看到屠酤賣餅，鬥雞走狗的熱鬧場麵，老人方能轉憂為樂。（見《史記·高祖本紀》正義引《括地誌》）
就連漢景帝時的大臣袁盎，罷官家居時，也常與“閭裏相浮沉”，以鬥雞走狗為樂。可見鬥雞走狗作為一種賭博方式和娛樂手段在民間的流行。在出土的漢代石刻、畫像磚上也能找到大量的鬥雞圖，造型古樸，形象生動，是當時社會生活和民俗的真實寫照。
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不同的人群之中流行的賭博方式也各不相同。如隋唐時期的上流社會盛行雙陸（握槊），民間則流行擲骰子。而在益州地區（今四川）民間則“尤足意錢之戲”（《隋書·地理誌》），喜歡攤錢。杜甫客居夔州（今四川奉節縣）時，寫了不少記錄山川形勝和風土人情的詩章，其中一首就談到這一風俗：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
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夔州歌十絕句》之四
君不見，滿載蜀中貨物的商船在長江上疾駛如風，船上的賈客和船工是那樣的悠然自得，有的人在長聲高唱，有的人則在那顛簸於波峰浪穀的甲船上“攤錢”作樂，賭興正濃，對於身邊的驚濤駭浪恍若不見。正像老杜的另一首詩開頭所描寫的：“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最能行》）
宋代以下，商品經濟有較大發展，市民階層急劇擴大，賭博活動在城鎮社會中也達到前所未有的廣泛程度。北宋初年，專門的賭場——“櫃坊”就成為社會問題，遭到官府的禁止，然而，隨著社會的繁榮，市民隊伍的擴大，各種名目的賭場反而不斷增加，吸引著各色各樣的賭徒。
“關撲”在宋代盛極一時，是廣大市民喜聞樂見的娛樂方式。小商小販也多用“撲賣”來招徠顧客。市民們既喜歡觀看他人關撲、撲賣，自己也常常賭上幾手，其意並不專在贏錢贏物，更主要在於愉悅精神。可以說，賭博的遊戲娛樂功能在宋代關撲、撲賣身上體現得格外得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