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賭風之盛也反映在當時的各種筆記、話本、小說和雜劇之中。在這類文藝作品之中，當時的賭博風俗被描寫得格外生動，增加了我們對其的了解。如《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的《趙縣君喬送黃柑，吳宣教幹償白鏹》，寫一位家資饒裕，常常尋花問柳的宣教郎吳約，他所住客店對麵一個小宅院“門首掛著青簾，簾內常有個婦人立著”。吳約見獵心喜，打算尋機勾引。一天，他坐在門口呆看對麵簾子，百無聊賴，見一小販“挑著一籃永嘉黃柑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這柑子可要博的？’經紀道：‘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官人作成則個。’宣教接將頭錢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蹭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之。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著簾內那人在裏頭看見，沒心沒想地拋下去，撲上兩三個時辰，再撲不出一個渾成來，算了算，輸了一萬錢”。這段反映“撲賣”的生動文字並非完全出於淩濛初的杜撰，它來源於宋人筆記《夷堅誌》，可以說是當時民俗的真實寫照。
市井賭風的興盛，還傳染了少年兒童。《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寫江西景德鎮兩個市井小兒“盦錢耍子”，為了一文錢的輸贏發生爭執，導致了一連串的悲劇，使十三條性命死於非命。挑起這場賭博的再旺年僅十三歲，“平日喜的是盦錢耍子”，袋裏一有錢便想賭錢，這樣的少年再長幾歲完全可能成為市井賭棍、社會垃圾。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下層社會中賭博活動的廣泛存在。
市井賭風曆來為社會各階層之冠，它在明清時期達於極盛。明英宗時巡撫順天（北京）的禦史陳鑒上書談到京師風俗澆薄，表現在五個方麵，最後一點就是“博塞成風”（《明史·陳鑒傳》）。到了清代中葉，“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錢泳《履園叢話》）降至鴉片戰爭之後，更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考察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博戲種類大增，清人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記道：“近時俗尚葉子戲，曰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戲，曰趕羊跳猴；擲狀元牙牌之戲，曰打天九、鬥獅虎；以及壓寶、搖攤諸名色，皆賭也。”再加上後來出現的麻將牌，無不具有很強的娛樂性或刺激性，其中的牌戲——紙牌、骨牌和麻將牌，尤為甚者。這樣，就把許多原不賭博的人拉下了水，人們往往以遊藝開始，後來轉為賭博，正如雍正皇帝所說：“賭牌擲骰，雖為金錢，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漸成者，原來適趣之戲具。”（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八二七《刑部·刑律雜犯》）牌戲的流行，把賭博廣泛地引進了家庭內部，父子、兄弟、婆媳、姑嫂、妯娌共圍一桌，鬥葉子、搓麻將，在明清時代頗為常見，稱為“殺家韃子”。在有的地方，牌戲已到無人不曉的流行程度。明人陸容說：“鬥葉子之戲，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予遊昆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菽園雜記》）牌戲的盛行，還刺激了民間的賭具製造業，明清兩代，紙牌的製造以吳地最稱工細，其中太倉衛前、昆山司馬橋、蘇州桃花塢，被世人稱為“牌藪”，所產紙牌流傳天下，毒害無窮。
明清時期賭風興盛的另一個原因是晚清以下彩票類賭博的出現。嘉慶、道光年間即問世的花會，雖無彩票之名，卻有彩票之實，很快便從發源地浙江蔓延到福建、廣東、上海等地。廣東地區盛極一時的闈姓、白鴿票、山票、鋪票，以及國外流入的呂宋票，國內官方發行的江南票、簽捐票，或無名有實，或名實俱符，都可以稱為彩票賭博。這類賭博有兩大特點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誘人們參賭。其一，它不像其他博戲那樣，總須具備一定賭博技藝方能參加，而是隻要有錢買票即可參賭。其二，賭本可大可小，如花會有銅元一仙（一文）亦可參賭，山票每張僅售一角五分大洋，一旦中獎，可獲數十倍（花會）或數十萬倍（山票）的賭彩，雖可能性極低，但仍給身處社會底層的貧民帶來一線發財機會，使他們對此趨之若鶩。福建地區的花會場多設於荒僻人跡罕到之處，然而每日“掛筒”、“開筒”之時，竟然“五十裏之內居民罔不至”者。又“廣州極貧之人，或有不入番攤館者，而山票則無人不買……人人心目中，無不有一欲中山票頭標之希望也”。（均見《清稗類鈔》賭博類）彩票賭博以賭本極微，獲利奇高為招徠，對象本來就是社會中下層的市民、平民。其目的可以說完全達到了。
由上所述，正因為人們普遍地或“以賭博為消閑之具，日夜不休”（《撫豫宣化錄》）；或以賭博做暴富幻夢，趨之若鶩，才把明清時期民間的賭風煽到了中國古代空前的熾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