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所說的“鎮上”是指僻處梁山泊邊的石碣村，阮小五“連日”去賭，說明那裏必然有常年聚賭的場所，《水滸》中稱之為“賭坊”。
在商賈聚集的通衢要道，往往賭坊林立，《水滸》第二十九回中施恩向武鬆訴說與蔣門神結仇時道：
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著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
孟州城外一處市鎮，百十間客店，便有三二十處賭坊，比例是相當大的。這些賭坊要經營，必須向有勢力者，先是牢城“管營”的公子施恩，後是地方武官“張團練”和惡霸蔣門神每月孝敬若幹錢財，才得相安無事。這就可以解釋蘇軾所奏定州城內賭場公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的原因。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是普遍的。《水滸》雖是小說家言，卻表現了宋元時期的這一社會現實。
明清時期是古代賭風最盛的時代，尤以清代更甚。清初，明代以來的賭博便一直流行，到乾隆嘉慶以降，更是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在這個時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履園叢話》）。與此相適應的是規模不等的各式賭場。有的“每遇集會搭棚開店，外麵買賣酒食，內則鬥牌、擲骰。名曰趕赴會場，實則招集誘賭。並有公然置桌，或設小席布單於地，聚人押寶，肆無忌憚者”（《培遠堂偶存稿》卷二一）。這類賭場屬公開或半公開，規模也不很大。另一種是秘密的，如“江蘇地方紳宦當商，倚借財勢，專事開場，以抽頭為不竭之生涯，以窩賭為不破之妙計，分布爪牙，深居密室（《培遠堂偶存稿》卷一一）。這類賭場的客人多為富家，是豪賭的場所。此外，還有各種鬥物賭博的場所，其名目有鵪鶉圈”、“鬥雞坑”、“蟋蟀盆”等，全都公開招賭，前文所述清廷內務府每逢秋季舉行的鬥蟋官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鴉片戰爭以後，在沿海地區和各通商口岸出現了大規模的彩票性質的賭博，主持其事往往是一個集團，各自有完整的一套係統，如上海的“花會”的賭場有“大筒”、“聽筒”之分，工作人員有護筒、開筒、核算、寫票、收洋、看洋、巡風、更夫、稽察和“老師父”，各司其職。它與其說叫賭場，勿寧說叫“賭會”更為切實。其他如闈姓、白鴿票、山票、鋪票等類，也大致相同。這些賭場或者受到租界洋人的庇護，或者向地方政府繳納了賭捐，獲得了合法身份，其外貌都是堂而皇之的。如廣州的番攤館：
“以兵守門，門外懸鎂精燈或電燈，並張紙燈，大書‘海防經費’等字，粵人所謂奉旨開賭者是也。尤大者，則嚴防盜劫，時時戒備。博者入門，先以現金或紙幣交館中執事人，易其籌碼，始得至博案前，審視下注。博案之後，有圍牆極厚，中開一孔，方廣不及二尺，博者納現金，執事人即持現金進入方孔，而於方孔中發遞牙籌，如現金之數，博者即以牙籌為現金。博而勝，仍以原籌自方孔易現金，雖盈千累萬，無不咄嗟立辦，故極大之博場，一日之勝負雖多至數萬數十萬，無絲毫現金可以取攜。即有盜賊奪門而入，亦不能破此極厚之金庫，以掠現金也。”
——《清稗類鈔》賭博類
在這樣合法而又戒備森嚴的賭場之中，賭客盡可以放心豪賭，一擲千金，賭場也由此而財源滾滾，日進鬥金了。
不同的賭場，抽頭的方法各異，有的依照古老的乞頭原則，“什一而取”。如番攤館，對贏家采取“九成派彩”，即按贏家應得的數額僅付給九成。有的明看不抽頭，而暗中變相抽頭，如“花會”，每次“開筒”的機會是三十四分之一，但押中的賭客隻得到賭注的二十八倍，其中的差額也可以叫做“頭錢”。再如香港的“麻雀館”，采取收“入場費”的辦法，打四圈牌收費若幹，同時還免費供應茶水或咖啡，其實也算是變相的抽頭。
自古以來，嫖和賭就是一對孿生怪胎，妓院往往又是嫖客們豪賭的場所。清末盛行麻將，嫖客和來賓在哪位妓女房中打牌，照例要抽頭作為該妓的“脂粉錢”，抽頭的比例往往不止什一，高的可以達到“什三”，因為在這種場合，賭客之意往往不在銀錢，而在於聲色，是輸是贏都無所謂，逢場作戲而已，隻是便宜鴇母和妓女。
除了抽頭，賭場還有另一件生財之道，那就是騙術，欲知詳情，請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