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有這樣一句俗話：“賭博不輸，天下營生第一。”然而，各種賭博的勝負都帶有極大的偶然性，不是取決於賭徒的技術，而是取決於所謂“手氣”，即使是此道高手也隻是勝多負少，仍不外“勝負兵家常事”。
那麼，在排除了舞弊和騙術之後，能不能做到“賭錢不輸”呢？對這個問題，宋朝的蘇東坡講了如下一個笑話：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嚐欺少年也。
——《東坡誌林》卷二
蘇東坡講的雖然是個“戲語”，但連他自己也認為這是一個事實：要想賭錢不輸，隻需“乞頭”即可，那麼，什麼叫做“乞頭”呢？
所謂“乞頭”，用今天的話就是“抽頭”。賭場主或聚眾賭博的“窩主”在賭博過程之中向贏家抽取一定比例的錢財，稱為“頭錢”。這是經營賭博業者最重要的財源之一，同時也是最穩妥的收入，賭館做莊家可能輸給賭客，但頭錢照抽不誤。這就是“賭錢不輸方”的實質。
關於聚賭抽頭的最早文字記載見於唐代李肇的《國史補》：
及博徒是強名爭勝謂之撩（一作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
宋人王得臣《麈史》雲：“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這樣解釋囊家的得名：“有賭若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樣檢文書，乃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由此看來，囊家是主持賭博的“裁判”，目的在於防止舞弊爭鬥，所以又有“錄事”之名。什一而取的“乞頭”是對囊家的報酬。《辭源》則這樣解釋“囊家”：“囊，袋，窩藏的意思。”這種望文生義的解釋看起來不無道理，但缺乏根據。總之，囊家、公子家、錄事的身份是明確無誤的。即設局聚賭抽頭取利的賭場主或窩主。
唐代以前是否存在囊家呢？雖然史無明文記載，但從社會常識來看，賭博一旦流行到相當程度，出現以此為職業者，就有可能出現囊家、乞頭一類事物。司馬遷說：“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史記·貨殖列傳》）這個因賭博致富的桓發僅僅因為善賭的緣故呢，還是兼以經營賭場發財？看來皆有可能。南朝陳的司徒左長史王質，曾因“招聚博徒”的罪名被免官。王質出身於當時的一流士族高門琅邪王氏，在“士庶天隔”而士族賭博之風盛行的南朝，如果與士族們賭博是不大會招致這個罪名的。那麼，他“招聚”的博徒很可能是庶族中人甚至市井無賴等類，在“士庶天隔”的社會他不惜有辱身份而做出這等在整個六朝時期絕無僅有的事情，其目的隻可能是為了“阿堵之物”。如果事情真相真如上述，那麼王質就是唐代以前的一個囊家。
囊家如果是個人，可叫做窩家。如果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成為專營賭業的賭場主了。中唐以後的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很快，與之相適應的賭博必然同步發展，雖然現存唐代文獻還缺乏記載，但從北宋初年的嚴禁賭場的詔書（《宋會要·刑法二》、大宋淳化二年詔開封府文）來看，最遲到晚唐五代時，已有相當數量的賭場存在於發達的商業城市之中了。
宋元時期的賭場多稱為“櫃坊”，也有“博易場戶”、“賭錢行”、“窮富賭錢社”、“賭房”等名稱。這些大大小小的賭場遍布於汴京、臨安、大都及其他城市之中。北宋時期，東京的皇家林苑“金明池”於每年春三月間向市民開放，縱人關撲賭博，是時“（金明池）街東皆酒食店舍，博易場戶”。附近還有臨時的“勾肆質庫（當鋪），不以幾日解下，隻至閉池，便典沒出賣”。（《東京夢華錄》）這種當鋪，很明顯是供賭徒和市民們典當物品換取現錢賭博而設的。
雖然法律明文禁賭，但賭場似乎明目張膽，毫無顧忌，在以“定窯”而聞名後世的定州（今河北定縣），城中即“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蘇東坡集》“奏議”十四）有時候連官府也要設立臨時性的賭場，宋神宗時行青苗法，有的地方官府在發放青苗錢的場所設立關撲賭場，引誘農民參加，結果有的農民領了國家貸款，卻又全部輸個幹淨，白白欠了一筆債務。
宋元時期的賭場多為個人經營，規模不大，這樣的“賭房”賭攤遍及鄉鎮，《水滸》第十五回中阮小五的母親向吳用訴說兒子好賭道：
說不得，魚又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卻才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