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人民文學》的李敬澤和我談起,他編一部當代短篇小說選集,通讀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後,突發感想:“老板”他總這樣稱呼我,因為我們曾經一起同事過幾年。“恕我不客氣地說,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們那一代人的小說,看了以後,就數你這篇《改選》,最為惡毒呢!”
對於這位年輕朋友的論點,我隻有啼笑皆非。
如果說《人民文學》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編的領銜人物,當之無愧;那麼,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話,李敬澤,則是年輕一代編輯中的翹楚了。他的評論文字也是寫得十分揮灑自如,所以,他對於《改選》的評論,不能不說是頗有識見。
老實講,“惡毒”一詞,並非始自他的褒譽,五十年前,當時的大作家周立波先生就用它來批過這篇小說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說之為小說,了解小說創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寫小說的人自己和也寫小說的同行,第二是編小說的人,第三,才是評小說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對於《改選》的“惡毒”說,這兩位可算是“英雄所見略同”,雖然內涵已截然相反了。
這樣排位,說起來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時下廁身其間的,所謂評論家那支隊伍中的某些爺們,對不起,狗屎者甚眾,起哄者不少,無知者更多,能真正講出點道理,哪怕隻言片字,像點穴似的命中要害,令寫作人和讀書人心折者,又有幾多?所以,這些年來為文,我寧肯相信編輯的第一感覺。同時,我也屢屢勸過一些年輕的同行,少給評論家派紅包。
因為編輯發現作品,推出作家,是他們的天職,是一種本能的行為。凡出於敬業之心的編輯,無不要一期一期地編發稿件,那是責無旁貸的事,印刷廠是訂好合同的,不能隨意拖延,逼得他必須及時地對作品作出判斷。他思考的位序,首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為關鍵;而無任何契約關係的評論家,評多與評少,評好與評壞,評誰不評誰,想評不想評,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評論家對作家的親疏、近遠、好惡、生熟程度,是決定他評論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為二十個戈貝克寫一篇吹捧文章,別、車、杜也許不幹,但不一定會被今人視作楷模。
所以,新時期文學能有二十多年的進展,文學期刊編輯們的篳路藍縷,薪火相傳的努力,倒真稱得上是功德無量的。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我們,真識貨者,編輯也!我不知道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怎樣嶄露頭角的,而從五十年代丁玲還十分當紅時,對葉聖陶先生特別恭謹的態度看,她之所以這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她的處女作《夢珂》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發現她的編輯,正是這位老先生的緣故。
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像別林斯基推出果戈理的例子,還不曾見過,但願我隻是孤陋寡聞。
但在當代文學史上,編輯把作者推到文壇上來的例子,多不勝數。一炮而紅,洛陽紙貴,一獎成名,衣錦榮歸,讓我這個一文而右,一文而黑,一文而差點把命送掉的倒黴蛋,豔羨不已。於是,我對李敬澤感歎係之:“這篇《改選》,倒是一個初學寫作的我,與初當編輯的崔道怡一段緣分的開始。要是當年剛從北大中文係畢業,分配到《人民文學》的他,把《改選》往字紙簍裏一扔,我就不知如何了。”
“也許從此與文學無緣。”他說。
但我說,無緣是可能的,卻未必能不當右派。
或許這是題外的話了。照著那時候提倡的階級路線,進城執政的農村幹部,和他們所提拔信賴的基本上文化極低的工農幹部,對於知識分子的那種非我族類的排斥心理,是相當嚴重的。尤其自身無法於短時期之內知識化起來,那種敵視知識,仇恨知識分子的報複心理就更強了。恐怕我甩不掉右派這頂“桂冠”。
即使我申請做狗,也不行。因為一條有文化的狗,對無文化的人,也會構成一種精神上的威懾。你寫了小說,而且不是很屎的小說,他不會寫小說,即使寫了,也很屎,偏他自我感覺認為應該比你強,可文化、知識這些東西,硬碰硬,縱有革命資本,也幫不了忙,於是,他隻有在政治上壓倒你。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義和團,一定要把寺院石窟裏許多精美雕像的腦袋統統幹掉?為什麼“文革”期間的造反派頭頭,紅衛兵小將,也如出一轍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薩的頭部不可?後來,才恍然大悟,所謂“打砸搶”的“砸”,就因為那雕像上一雙雙凝固著曆史文化積澱的眼睛,使他們那空虛幹癟的靈魂,感到不寒而栗,才動手去敲去砸,還要踏上一腳的。
如果誰有興致趁著當事人尚未死絕的情況下,將一九五七年那場政治運動中,整人者與被整者的運動雙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識麵,智商值,做一個調查的話,準會發現一個驚人的規律,那就是,在一個陷入無理性狀態的社會中,必然是無能的人,勝過有能的人;無知的人,壓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駕馭智商高的人;學問不大的人,領導學問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隊伍中間,那些寫不出好東西,甚至寫不出像樣東西的,就要把寫得出東西,尤其寫得好東西的人,打入十八層地獄。
這種知識分子受製於非知識階層的權杖,唯有俯首聽命的規律,也同樣適用於《二十五史》和以後的任何一個朝代中的不正常時期。莎士比亞先生在他十四行詩裏哀歎過的境遇,僅僅是發生在十五世紀伊麗莎白女王執政的時期嗎?
比方,眼見天才注定做叫化子,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愚蠢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
李敬澤編這部小說選集時,挑來選去,“文革”十年,無可選,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寫的大毒草外,基本也無可選,不禁感慨嗟歎再三。這一點也不奇怪。政治運動一起,實際是給小人提供了報複的機會,於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無聊草包,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的蠢貨,得以拿起鐵錘,去砸碎他們所嫉恨的一個個雕像的頭。
頭都掉了,還有小說麼?
按照這種規律,我想,即使我不寫《改選》,也在劫難逃。於是,我也就不悔這一次文學的選擇。
說到這裏,還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沒有把無名之輩的我的一篇來稿,不屑一顧地撇在一邊,而是收到我的稿後,約我到編輯部去談談。現在,那座小院已被蕩平,隻留下一棵槐樹,算是這段文字之交的見證。我不想用伯樂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他,那實際等於變相地認為自己是千裏馬。我遠非千裏馬,但也不是一匹駑馬,這一點自信,確實來自崔道怡的第一聲肯定,他這一聲好,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