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文學的助產士，這是值得尊敬的行業！
那時我二十七歲，寫出被誤以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寫出“隱含的敵意”，寫出“惡毒”，這在當時是嚇得死人的罪名，今天來看，其實是對我創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鑒賞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遺餘力，加之李清泉老師、秦兆陽老師的器識，敢將一無名作者的作品，放在當年七月份改版革新號的頭條位置刊出，所給予我的這分文學信心，是我當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沒有沉淪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謝謝啦！
我很幸運，在我文學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盡職的優秀編輯。一個作者，遇到一位賞識自己的編輯，可算一段緣分。無論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歲月裏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礪，還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網下的風險共擔，相濡以沫，編輯和作者所結成的文字之交，彌足珍貴。我的每一篇由原稿變成鉛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編輯或多或少的心血，我也絕不因署的是我名字，而抹煞他（她）們的功勞。
八十年代，一家雜誌約我寫《我與編輯》這樣的專欄，第一篇我就寫了道怡君，因為他在我的文學生活中，實在太重要了。接下來，還打算寫其他做過我責編和並未編過我稿子的幾位我從心裏感佩的編輯，誰知寫道怡的《之一》刊發以後，雜誌不再來催稿，也就沒再接續下來。
我記得，當我提筆寫《之一》時，是從那推拭不開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擺渡的情景寫起的。南方地區的冬天，飄灑著那種無聲的冷雨，我站在河邊，招呼對岸的船家載我過去。打成右派以後，我就被發配到工地勞動，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也吃遍了所有的苦頭。有些中國人，別看他文化低，在折騰無反抗能力的人方麵，不但表現得有心計，而且歹毒。譬如，準許我回家探親，卻不可以在家過年，於是，大年夜，山路上幾乎沒有行人，隻有我這樣一個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趕路，因為規定必須在大年初一前歸隊銷假。
後來，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兩個人的車站》，也是一個外出的人犯，在規定的時間內拚命趕回監獄，不敢有誤的故事，斯情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細節，再也控製不住自己，在小西天電影資料館放映室的座椅裏，潸然淚下。橫豎誰也不會注意我，便任著那淚水流下來，連衣領都濕了。
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選》帶來的嗎？其實未必，許多沒寫惡毒小說的人，不也一劫不複了嗎？這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為曆史付出的代價，直到今天，它們也不能喚醒那些整人狂們半點懺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經故去了，文壇也稍稍安生一些。按說，講死人的壞話，已無必要，更不道德，但他發明的“娘打兒子”的謬論，流毒甚廣，實在是誤人不淺的。
因為他的論點，實際上給那些手上沾著右派血淚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援助，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他們惡行的鼓勵和肯定。而這謬誤的論點，在討好中所宣揚的“臣罪當誅兮”的哲學，所倡導的永遠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標榜的以夾緊尾巴為榮的狗態，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無恐，更加為非作歹了。所以，“娘打兒子”謬論不隨他死而死，一遇機會，這些整人者仍會振振有詞地，理直氣壯地舉著棍棒，撲將過來，因為你說了，我是娘！
一個人被打了，還高喊打得好，打得應該，打得我好高興，好快活，那麼此人不是神經病，也是白癡。魯迅先生說過，一個人甘心做他的奴隸，也許無可指責，但做了奴隸，還宣揚奴隸哲學，還動員別人也俯首帖耳地當奴隸，那就十分地可惡了。
李清泉老師在一篇文章裏，談起過《改選》的事：“剛剛處女作問世，該算一喜吧，可是立即被置於死地了。他是二十才過頭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嗎？能支撐得住嗎？”因此，他說：“我每每對他歉疚於懷。”道怡君在去年《時代文學》發表的關於我的長文裏，也有這樣的表示。其實，不必如此記掛在懷的，不是發表了我的《改選》，使我倒黴，而是我們自身的軟弱，不敢抗爭，才助長或縱容了那些整人者，肆意妄為地糟蹋知識分子整體，我不過沒有僥幸例外而已；再加上這班高唱“娘打兒子”者助紂為虐式的示範，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過來的板子，還要說打得自己如何心悅誠服，愜意舒服。於是，我要渡過這條夜雨蒙蒙的河，我要在零點以前到達工地。
叫了好一會，那位在屋裏圍著炭盆，暖暖和和地吃年夜飯的擺渡人，才疑疑惑惑地提著馬燈走出門來。他大概不相信，大年夜，在這人煙稀少的山區裏，還有誰會不在家團圓。
我揮舞著手電筒，那急迫的求渡之心，他肯定看出來了，這才下到河坎，跳上那條渡船，解開纜繩，順著鐵索，扳動攪棍，慢慢地過到河這邊來。
看著那條雨中的船影漸漸靠近，攪棍的軋軋聲愈來愈響，高興的心情自是不必說的了。過了河，再走上個把小時，山腳下，也就是工地。所以，見了這位擺渡人，不由得格外感到親切。
“麻煩你啦！”我一個勁地抱歉，為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擾，感到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現在回憶起來，作為知識分子的骨頭，那樣缺乏鈣質，也真是汗顏呀！說實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誤了歸隊日期，或者，爽性在家過了年再回工地，會殺頭嗎？而在那些年裏，整人者對你百般淩辱，肆意施虐，活脫一群法西斯，蹂躪挫折到痛不欲生的時候，你甚至有“吾與汝偕亡”的殺人之心，不也由於顧惜妻子兒女，寧可得過且過地苟活著，而強咽下這口氣嗎？不敢哪，真是一點點也不敢，而且，這個念頭還未形成，立刻就覺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麼法子，知識分子靈魂中的對於強權軟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傷啊！我讀過一篇談論外國作家自殺的文章，反過來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慚愧之極。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誰不曾磕頭如搗蒜地低頭認過罪呢？所以，我對時下一些右派的自我表彰，似乎他們從來是不畏強項的人中豪傑，說心裏話，不大敢相信的。
別看如今連篇累牘的別人紹介，或毫不臉紅的自我吹噓，他誰誰誰之鬆柏傲霜，錚錚鐵骨，砍頭不怕，堅貞不貳，比屈原還屈原，留丹心於汗青名垂千古；我某某某之冤深似海，從不低頭，抗爭到底，英雄本色，比司馬遷還司馬遷，故而立此存照於二十六或二十七史，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好像那時我們大家眼睛都瞎了一樣。老實說，誰不曾像煮熟了的蝦米一樣，腰彎如鉤，尾夾似狗？當然，現在從生意經的角度去考量，商業社會，廣告意識，吹牛從不上稅，炒作增加賣點，努力推銷自己，也屬正常行為，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