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快要到達彼岸，我向這位擺渡人致謝的同時，絕非討好地打聽他的名字，希望記住這位於我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朋友。那時，我幾乎沒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把背對著我。他不了解我的嚶鳴之心，隻把我當做普通渡客那樣，說了一句話：“告訴你又如何？你上了岸，走不出五步，保證你就忘了。”
想起這段擺渡的往事，隻是想說明在中國文壇上，所有成名的、待成名的、希望成名的作者，麵前都橫亙著一條河，也許並不寬，但要到達彼岸，卻必須依賴文學編輯。
但過了河以後，很快忘掉擺渡人的作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之所以記住崔道怡這位駕船渡我過河的第一位艄公，因為是他發表了我的處女作《改選》。由於他沒有將來稿扔進字紙簍，我得到了二十二年“被置之死地”的痛苦，這個太刻骨銘心的記憶，無論上岸後走多遠，也不會忘記的。近半個世紀來，顛沛流離的我，仍保存著他接到我稿子後，約我到編輯部去談談的一紙發黃變脆的短劄，就是證明。
現在已經記不起一九五七年那個春末的一天，去小羊宜賓胡同當時《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細節了。崔道怡很高的個子，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背弓絕不像如今這樣明顯。看來，劃船擺渡是件很吃力的活，四十多年來，他這個艄公當得夠辛苦的。他這職業使他讀過的稿件字數，當以億來計了，經他手發出的作品篇數，當以萬來計了，矢誌不移，為他人作嫁衣，這精神，實在令人感動。
我知道，他年輕時與許多老作家打過交道，等他不再年輕時，又一大把一大把地把比他年輕的作家推出來，這其中，有許多足以嚇人一跳的名字。
這些名字，我可以寫出一串，但考慮到有的認這個賬，有的並不認這個賬，幹脆就免了。但他對認賬者，謙謹誠摯，熱烈平和，對不認賬者，平和熱烈，誠摯謙謹，可以說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從他臉上，到他心裏，看不出什麼兩樣。哦！他當這個艄公，可以說進入化境。我很賓服他，因為我修養差，做不到。所以他成名編，我成不了。
但也奇怪，在當代文學史上，不論是哪位明公編寫絕對是第的，都沒有記敘文學編輯業績史實的章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我認為，道怡君對於當代小說的貢獻甚大，他的賞鑒、品識、辨別、感悟的能力，套用秦兆陽老師的一個惹了大禍的術語，也就是“廣闊的現實主義”作品中間，這些他所熟悉的審美領域裏，與他同輩編輯相較，一流的。如果有人在當代文學史裏設立編輯一章，憑崔道怡對於小說藝術的成長進展，所起到的作用，似應有專門寫他的一節。這自然是癡人說夢的事情，因而我多次動員他自己來寫，哪怕是一部文壇掌故也好，老崔總報之以嘿嘿，五嶽歸來不看嶽，黃山去後不看山，大有閱人多焉，夫複何言的意思。
當年七月，我的作品見刊，“毒液”四濺，輿論大嘩，黑雲壓城，頃刻間，我被宣布完蛋，帽子一頂，逐出京城。二十二年以後，居然不死，重回文壇。二十二乘以三百六十五的天數，約相等於我一篇《改選》的字數，嗚呼，為每一個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價，這懲罰也太殘酷了。我當然不會“感謝”道怡，或李清泉、秦兆陽兩位老師，其實我應該“感謝”的，是那個時代裏，無知對於知識的憎恨，愚昧對於文明的幽閉，而施加於知識分子的人身和精神的磨難，成為潮流與時尚。到了“文革”期間，其甚者，與希特勒的反猶，與中世紀對異教徒的迫害，也相差無幾，又有幾個不倒黴的呢？
那時候，以泥腿子自豪者，以大老粗為榮者，以外行恬然自居者，以階級出身高人一等者，以攀龍附鳳而沾得革命榮光不可一世者，以作賤知識分子為己任的天賦神權者，以根正苗紅而神氣活現的狗屁不是者，都曾經淩駕在知識分子頭上，作威作福過的。曆史之無情，就在於很快地將沐猴而冠的“冠”變成尿壺，那些當年整人整得起勁者，如今忽然都鹹與維新起來，題詞作畫，詠詩唱曲，無不衣冠楚楚地附庸風雅，作風流才子狀了。什麼“娘打兒子”？笑話，就這股汙穢濁流裏泛起的一班沉渣？算他媽個屁！
等到再次見到崔道怡，那已是八十年代初在京西賓館，短篇小說《月食》獲獎時的事了。從那以後，我們便有了更多的交流和來往。他還是那樣謙遜，還是那樣堅持他的文學品位。雖然，有些他讚成的小說，我並不喜歡，有些他叫好的作品，我也搖過頭的；雖然，他對我寫的東西，有認可的，也有不那麼認可的，這其中，有我同意他說的，也有我不那麼苟同他看法的，但我和他，老實說，在別人眼裏，在自己看來，都基本屬於過氣的、俱往矣式的人物，理應淘汰的、半截入土的那一撥了。不那麼新潮，也不會“老夫聊發少年狂”地裝新潮，因此，在我們認同的藝術觀點上，還是談得來的時候較多。
但我從他作為一名編輯，作為一名文學園地的耕耘者，無論在風雨如晦，還是晴空萬裏的日子裏，一心想推出好作家、好作品那種力求無愧於職責的虔誠，追求完美的信念，孜孜不倦的經營，埋頭奮鬥的犧牲精神中，看到了作為一名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盡管這半個世紀，對他而言，也是很不平靜的，甚至該平靜的時候，也難免風波，可他一談正題，一涉及刊物、稿件什麼的，立刻正襟危坐，言歸正傳。
去年七月，正好是《改選》的四十年祭，他說，你不再在《人民文學》上寫一篇？於是，就有了《緣分》那一篇應景之作。後來，《小說選刊》要照片，我就用了那年在香山與道怡的合影，還寫了幾句話：“站在我身邊穿著大紅毛衣，頭發烏黑的崔道怡，顯得很青春的樣子，其實，他也並不年輕了。”“第一次投稿，碰上了他，是緣分；像他這樣一位文學擺渡人，不知把多少初學寫作者送到文學的彼岸，我湊巧是其中之一，也是緣分；在經曆了漫長的甚至慘淡的歲月以後，他還在編刊物，我還在寫小說，還能有這樣的默契和共識，能說這不是更值得珍惜的緣分嗎？”
這本是寫道怡的一篇文字，由於說到了這段緣分，就不能不提到處女作《改選》，提到那篇“惡毒”的致我死命的小說，就不能不提到“始作俑者”的崔道怡，也就無法回避一九五七年的那右派一劫。拿毛主席詩序中說過的話來形容此時此地的我的心緒，真是“浮想聯翩”，不能自已。人是一種感情動物，撫今追昔，就不免東拉西扯，道出許多離題的話，請道怡原諒，也請讀者原諒。
不過，過去的也就過去了，可文學，它的生命力是常青不衰的，誰也扼殺不了的。
§§第二輯 域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