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觀察，當個小人，也頗不易。
回想十年浩劫中，我有一位牛棚裏的棚友，老而且弱，而且高度近視，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可抓的辮子，隻是多讀了幾年舊書。小將們認為“四舊”屬於橫掃之列，讀“四舊”者自然也要橫掃的。每次被拖出去批鬥，他隻求保護他的眼鏡，餘皆顧不得，隻要眼鏡尚在，便謝天謝地。可小人之惡，在於刁鑽，終於有一次將其眼鏡摔在地下，還狠踩一腳。視力極差的他，隻能摸索著，撿起一些零散的碎片回來，無論如何，再也拚湊不起。我頭一回看到他呼天搶地的痛苦悲鳴：我怎麼生錯了地方，落入了小人國與惡狗村中？我隻好勸喻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實，還應加一句，“四海之內，皆有小人”。你以為皇帝就不是小人嗎？有時是最大的小人。老兄，省省吧，你是找不到一塊沒有小人的淨土，還是向造反派請假，準許你去城裏配眼鏡吧！
後來，我和這位有學問的人探討，就衝天字第一號的小人猶大，證明小人不是中國的土特產，外國同樣有小人。當然，在我們這裏，一到社會結構出現某種不平衡狀態，譬如鬼子來了，漢奸走狗就猛增，洋人來了，假洋鬼子必多，政治運動來了，想撈一把者便層出不窮，也是事實。
從古至今，任何社會，利益愈少，則競爭愈劇；途徑愈難，則競爭愈惡。競爭愈激烈，小人愈繁殖，小人愈繁殖，社會愈黑暗。若是在這種爭奪和廝殺過程中，有人借助於權力收拾對手，如猶大借助於官方力量，就叫做整。所謂“整”，就是一個絕對強者，打一個不敢還手的絕對弱者，因此，耶穌知道自己必死。正是有這種不公平競爭，那些小人才能夠有恃無恐，猖獗作亂，迫害良善，立功邀賞。
許多上了年紀的過來人，恐怕都難以忘懷那如履薄冰的歲月。每當發表社論，開展運動，發動群眾，搜集材料，成立專案組，內查外調，分類排隊，揭發舉報，劃分隊伍，深入批判，窮追猛打，繼續深挖，隔離檢查，上掛下聯，定案處理，發配下放……的時候，你身邊的那些小人“朋友”，幾乎每個細胞都處於亢奮狀態之中，因為這是得以興風作浪，搗鬼作亂，渾水摸魚，見縫下蛆，密報陷害，誣蔑中傷，叛賣出首，揭發邀賞，顛倒是非，落井下石的大好時機。於是，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已經坐在十手所指，十目所視的被告席裏。
但遺憾的是，中國的小人，曆史雖悠久，人數雖眾多，可有數量而無質量，沒有一個像猶大這樣足以領袖群倫的、有很大知名度的小人之王。看來，為使猶大“吾道不孤”，中國的小人，還真須大大努力，迎頭趕上才是。
三
據說，猶大幹了這件大事以後，還振振有詞地安慰自己：即使俺不告密，總督或者巡撫也會把耶穌處死的。這種我不幹別人也會幹的推卸責任法，是所有小人作惡以後的常用說詞。於是，他釋然於懷，在耶路撒冷那家小客三店的房間裏，倒頭大睡。我估計，那枚總督大人賞給他的金幣，握在他的手裏，一點也不會使他不安的。因為，從猶大先生開始，沒有一個小人跳出來聲言自己不是東西，更不會承認自己如何卑鄙無恥，探討自己良心被狗吃了以後怎麼大大地壞了的。
所以，按《聖經》所說的猶大之悔，我是不大相信的。
季羨林先生在他的《牛棚雜記》中寫道，那些做盡了壞事的小人，有可能會睡得不那麼踏實。我覺得老先生的期望值，似乎過高了些。他在這本書的《自敘》裏，還提出來一個多少有點浪漫的想法：“我還有一個十分不切實際的期待”，那些“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人，為什麼不能把自己折磨人心理狀態和折磨過程也站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他們自己如果還有點良心，有點理智的話，在燈紅酒綠之餘，清夜捫心自問，你能夠睡得安穩嗎？”
無可諱言，每個人身上，都含有一點小人的成分，隻有百分比的不同，和對他人危害性質的程度差別。像癌細胞一樣，植根在人的肌體之中，有的人，正常細胞能夠抑製得住癌細胞，我們管這種人叫君子；有的人，病毒泛濫，不可控製，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便是所謂的小人了。而小人中能夠“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人”，季先生竟然寄希望“如果還有點良心”，說句不敬的話，老人的古道熱腸，難免有迂腐之譏了。
當年，那些或手執棍棒，或手握刀筆，以折磨他人為他隻是對他同時被殺的兒子，業的“文革好漢”，現在，才不會像季老擔憂的那樣為之失眠，為之輾轉反側；正如我判斷猶大不用吃安定或速可眠，照樣睡得很香一樣，他如有一絲懺悔之意，表明他的腔子裏長的並非狼心狗肺，也就不會為三十塊銀元，把耶穌出賣了。
但所有折騰季先生的先生們，都會按照猶大的邏輯，開脫自己：即使俺不收拾你季先生，你也逃脫不了那一劫的。因此，有什麼不心安，不理得，不呼呼大睡，直到太陽曬屁股呢？曾經建議秦始皇焚書，導致坑儒的李斯先生，自己到了“論腰斬於鹹陽市”的一刻，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會有一點悔意嗎？
表示一點點遺憾：“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由此看來，凡能夠懺悔者，悉皆良善，而怙惡不悛者，是從不懺悔的。所以，我不相信猶大之悔，雖然《聖經》言之鑿鑿。
若是果如季先生預期的那樣，從失節學者，到苟且教授，從“梁效”筆杆，到搖尾之輩，從派性暴徒，到作惡打手，從行凶小將，到造反領袖，一個個幡然悔悟，敞開心扉，悲從中來，痛哭流涕，皆仿效法國大作家盧梭，半夜裏起來，於煤氣燈下用鵝毛筆撰《懺悔錄》，豈不是大家都進入了李汝珍《鏡花緣》中的君子國？要真到了那個境界，再無小人作耗，再無蚊叮蟲咬，再無社論麵孔，再無三省吾身，豈不令有原罪感的知識分子，惶惶然不知所措了嗎？
的諷喻，還要難上千倍，季先生大概覺得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故而劈頭先說自己“不切實際”，因為他自己其實也不相信，這分未免過於天真的期待，會有人響應。這一點，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先生就清醒得多，他對那班小人的嘴臉，看得太透，而根本不抱希望。在他的自述中，這位藝術家斬釘截鐵地宣布：“就我所知，從來沒有一個告密者有所悔悟。”
他甚至在一次聚會上，看到一位去過古拉格群島的作曲家，當眾給另一位出賣者，也是一位同行，一記響亮的耳光，而那個手上沾血的被摑者，不過嘿嘿而已，毫無悔意和道歉之心。所以，千萬不要對那些嗜血之輩存有幻想。
因為，指望小人良心發現，大概要比《聖經》裏說的富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這是值得所有吃過小人苦頭的公民記取的至理名言。
縊這一說了，而雖然，在《聖經》裏，對猶大的下場，有兩種說法。《馬太福音》裏說：“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就後悔，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對祭司長和長老說，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幹，你自己承擔吧。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裏，出去吊死了。”在《使徒行傳》裏，就沒有悔恨和自是說他受到了老天爺的懲罰：“用他作惡的工價，買了一塊田，以後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腸子都流出來。”而據《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介紹，還有另一種說法，猶大不是叛徒，他向祭司說謊以保護耶穌，甚至耶穌也沒有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倘若如此，猶大則是一位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進己的勇氣。
行曲線救國的英雄，人們應該向他致敬才是。
有誰哪怕表露一絲悔意？也是從這裏，我們也可悟到，小人的厲害，不在於他做壞事，而在於他做了壞事以後，手上的血，屁股的屎，統統擦得幹幹淨淨，吃人不吐骨頭，絲毫不留痕跡。君不見那些在“文革”中的大小筆杆，不是進寫作班子，就是進野台班子，在那裏搖尾乞憐，討好賣弄者，二十年過去了，有誰站出來承認自己錯過？
而現如今，一個個在文壇，在學界，在文化圈子裏，作學者狀，作泰鬥狀，作指點迷津狀，在鏡頭前作搔首弄姿狀，就是沒有一個敢回過頭去，審視一下那段“不幸”成為小人的路。
我真想給季先生打個電話，您老期望的那種猶大之悔，也許永遠不能出現。
柳璨傳》說：“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背己，貶登於是，我不禁讚賞唐末的那位柳璨先生了，這是個聰明人，雖然”為人鄙野，但挺光棍。他弄死了不少他特別嫉妒的名流，是曆史上出了名的小人。不過，是他給瀕於滅亡的唐代統治的那具棺木上，揳進了最後送葬的一根鐵釘，王朝終結之日，也是他惡貫滿盈，到了該死之時。
《新唐書州刺史，俄除名為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吒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
一個作惡一生的小人，最後能有這點清醒，要比那些把昨天當做不存在，或者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大人先生”們，悔也罷，不悔也罷，至少要多一分直視自博士買驢“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卷三紙，未有驢字’。”這句話出自《顏氏家訓》。如果這位南北朝時代的博士官，有興趣寫小說的話，一定會得到現代派和新銳的評價。買一條驢，立字契，洋洋灑灑，寫了三大片紙，硬是沒有接觸到這篇作品的主題那頭正在牲口市裏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驢。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時下的先鋒作家望洋興歎，自愧弗如的。
提起顏之推的這部家訓，和朱柏廬“黎明即起，灑掃庭除”的《治家格言》，應該說是同一範疇的家庭教育讀物。中國人一向重視家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認為這是一個應該維係緊密的集體，反之，則視為不正常。西方社會不這樣看，兒女長大成人，勞燕分飛，各自東西，你不養我，我也不養你，屬於天經地義。所以，我們常常在報紙上看到美國的老頭、老太太，孤獨淒涼地死在自己的公寓裏，很長時間不被人發現，直到屍臭從門縫傳出來，鄰居才會去報警。張愛玲最後就是這樣結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國內度過的，這種悲劇大概就不會發生了。
在儒家哲學體係裏，家和國，是等同物，不過大小之分罷了。無國則無家，這才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豪情壯誌；有家才有國，“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舊時的中國男人，從小讀四書時，就要立下的抱負。若是父母死在閣樓上，樓下還在打麻將，這種人連個家都齊不了，焉談治國？所以，古人視家庭為國家的細胞，國有國規，家有家訓，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訓”這一類書。
這部《顏氏家訓》，與朱柏廬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文化品位，超越了實用意義。本來作為維係家族傳統精神，對家庭成員進行自我約束用的規勸文本，由於觸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會、風俗等諸多狀況，因而具有獨特的價值。琅邪顏氏是大族，從晉代起，就是很負聲望的高門，也是少數沒有沾染魏晉玄風，還保持著傳統經學的貴族門第。顏子推本人，初仕於南梁，再俘於北周，後逃於北齊，一直活到隋代。因此，這個家族輾轉遷移的曆史，是研究南北朝時代人文情況、生存狀態、社會背景、時代風貌的一部很有用的書籍。
由於這樣的家風，顏子推自然是那種比較正經，也比較傳統的士大夫，即使不那麼正襟危坐的話，也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尚通脫，好黃老，喜玄談，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究竟正經太多了些。所以，他在這部很正統的著作中，對於古往今來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著重在為文以外的人品方麵，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於是，他點了一大串名，用孔融、禰衡，誕傲致來告誡他的子孫們，要汲取經驗教訓，好好作文的同時，更要好好做人。幸好，他隻是用心良苦的家長，而不是手握權柄的官長，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準備了。
他說：“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裏；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粗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楊修、丁廩，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淩物凶終；……陸機犯順履險；潘嶽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
按他的這個邏輯，一部上古文學史，幾乎是洪洞縣裏無好人了。
應該看到，顏之推這種比較偏激的評價，是對自魏晉以來那些以放達自命，不修邊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們的否定。琅邪顏氏當然是延續東漢的馬融、鄭玄的經學傳統，推崇儒術，埋頭學問；但曹魏時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就不願意鑽牛角尖，做老雕蟲，而是走出傳統，反對禮教，崇尚性靈，追求自我，越不為世所容的行徑，越不為人所接受的奇談怪論，越成為他們浪漫的目標。風氣所及，一個個身體力行，甚至在家自由，灑脫不羈的風流種子。
裏連褲子都不穿，一醉三個月不醒，服用那種絕對是屬於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塗脂抹粉為榮……諸如此類的表演，比之現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調、做鬼臉的文壇新秀，不知風流放蕩多少倍。
也難怪這位顏夫子看不慣，到了南北朝，盡管戰亂頻仍，好像也並不影響士人們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興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簡文帝蕭綱，就大力提倡寫淫豔的“宮體詩”，搞色情文學；如梁元帝蕭繹，顏之推曾經侍候過的君主，最後失敗時，歸咎自己讀書太多，才丟了江山，一氣之下，把曆年收集的公私圖籍，付之一炬。這些人，隻要戰火不燒到屋簷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儻不群，傲視萬物，佻南朝劉宋時的謝靈運，是最為典型的例子。他自稱天下的才華，總量隻有一石，曹子建得八鬥，他得一鬥，餘下的，眾人分之，狂得實在夠可以的了。他在浙東地區遊山玩水，差不多要一個營的兵力，為他開山劈水，搭橋鋪路。
那一分興師動眾，使得深山老林裏的老百姓，直以為來了打家劫舍的匪盜。若是他不這麼求快活，而且官癮也不這麼強烈，他的一鬥之才，說不定會有更輝煌的成就。
所以，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總勢，前不如漢，後不如唐。
看來，作家們太瀟灑了，神采俊逸，是會有的，但深沉凝重，就未必能指望了。酒足飯飽，一勁打嗝，是無法體會饑餓是什麼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籠香濃，哪裏能知道數九寒天薄衣單衫的可憐。對作家來講，太快活了，說不定倒是文學的厄運。
從《顏氏家訓》一書，我們知道，造成這一時期的士，也就是今之所謂知識分子的一群人的頹唐習氣，浮華文風，有其客觀上的原因：
南北朝一百六十九年間，雙方時有奪城略地、生靈塗炭的戰爭，也有相安無事，互派來使的和平。那個寫過《哀江南賦》的庾信，就擔任過南朝梁國駐北朝西魏國的大使。在相對平靜的日子裏，兩邊都照樣地歌舞升平，吟詩唱和。遊山逛水，歡宴不斷，而江南，斯風猶盛。因為，“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仆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
但大多數“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加之這班人，由於“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爾。假令有者，皆信僮仆為之，未嚐目觀起一坺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整個社會，從統治者，到豪門貴族，到士大夫，競相侈靡，貪圖安逸，淫奢享樂，空談誤國。杜甫稱“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謂“老”，是指他在逗留北方，不得回歸的時期中，在懷念故國和感傷身世的情緒中，形成了他蒼勁悲涼的獨特風格。像這樣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麵白唇紅，出入梁國宮廷，在那樣的脂粉香膩、玉體橫陳的氛圍中，也不過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圍中，擅寫綺麗詩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於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顏子推是這樣描寫的：“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雲‘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麵，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燕，則假手賦詩。”
於是，聯想起時下明星出書，全賴槍手操刀，作家炒作，忙於拋頭露麵，江郎才盡，猶在製造泡沫，美人遲暮，奔走聲名更急的文壇眾生相，這一切，與顏子推在書中所言，簡直不謀而合。“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誌淩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
“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淩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為可笑。“近在並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誂撆，邢、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夫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想到當代文壇的式式種種，原來都不過是古已有之的現象翻版，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但是，我始終在琢磨，沉醉於優裕的生活之中，對作家而言，也許會衍生出一種文學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為什麼在喝蓮葉羹時不寫《紅樓夢》，偏要餓到隻有稀粥鹹菜可吃時才寫？餓，不一定就資治通鑒這樣，那產生文學，但餓與飽比，可能靠文學更近一點。南北朝文學，比之他朝，相對來講，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與那時太甜美，太甘醇，太輕鬆，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關？
顏子推說：梁朝全盛之時，“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弄到滿城的人，都不識馬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複，也就是當時梁國的首都市長，不但沒有乘過馬，更未騎過馬，有一天，牽來了一匹馬，咻咻嘶吼，四蹄躍跳，他膽子都嚇破了，埋怨他的下屬：“你們怎麼搞的，這分明是老虎，怎麼騙我是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亂，建康從被圍到城破，“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采穭，填委溝壑，不可勝紀”。
些瀟灑慣了的文人雅士，“膚脆骨柔，不堪行走，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到了如此性命交關的時候，這位買驢的博士官，還有興致寫上三大片字契，炫耀肚子裏那點學問嗎？一般來講，文人太快活了，寫東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講性靈，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樣，精致的把戲，散淡的筆墨，雋永的餘韻，這也是需要的，甚至是不可少的一種文學，若全是清一色的黃鍾大呂，也是會令讀者頭疼的。文學，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輕飄飄的，一個時代，最後留下來的全都是像《花間集》那類休閑恬適的，怡心悅目的作品，怕會給後世的讀者生出許多錯覺。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國時一塊伊甸園，這當然是天大的誤會。
全輕不行，全空就更不行。前不久，一位並非文學界的朋友，在路上碰到。以前，因我編過選刊，他總是關心地問我，有什麼好的小說，要我推介，以便找來一讀。大概如此問過多次，我的答複，使他感到不得要領，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個問題：“老兄，你說說，現在，是讀小說的人多呢，還是寫小說的人多？”
我望著他那張表麵平靜的臉，品著他這句內含機鋒的話，反問這位朋友：“我要回答嗎？”
他點頭，作天真無邪狀。
我揭穿他：“其實，你已經有了答案。”
這一下，他露出詭譎的笑容。然後，他告訴我：“我已經不看小說，尤其不看鼓吹得很厲害的。”
當然，他不看小說，不會影響小說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說，也不會影響小說家在那裏埋首疾書，下筆千言。
近年來，我確是不大讀小說了，不完全是因為好的小說少，才不讀的，而是由於視力日益地不肯合作，多看一會小說，兩眼就怠工，鉛字就模糊起來，隻好掩卷作罷。但這位朋友的話，使我想起顏子推的《顏氏家訓》，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上買驢寫文書的故事。
老作家施蟄存說了，大意是，現在的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他老人家隻消二十萬字就解決問題。話說得有些傷眾，但我相信他能辦到。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現代派的老先生，既敢端起槍來，肯定是彈無虛發的。
但我常常倒不是嫌長，好小說你是唯恐很快讀完的，隻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條驢，那才痛苦。所以，小說無論長短，你得給我們拉出一條活蹦亂跳的小毛驢，庶幾不辜負我那可憐的視力了。
驢啊，驢啊，拜托你，快一點出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