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則，這位寫《長生殿》的洪昇，不知還會寫出多少傳世之作呢！
而那位告訐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則是屬於喪心病狂的始作俑者了。如果他拿到這部書，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懶得告密，看看，放在書櫥裏，也就拉倒，我想，皇帝是不會跑到琉璃廠書肆去翻找違禁書籍的。找不到口實，自然沒法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世事之惡，人心之壞，就在“作俑者”存心挑起事端，好從中大撈一把。吳之榮是知識分子中的最可怕的一類。不惜以他人的頭顱和鮮血，來染紅自己的頂子，也是古往今來，屢見不鮮的升官發財之道，他有什麼理由不出賣同類呢？
他第一次跳出來告，被莊廷錢，買通關節，將書中違礙處改了改，也就蒙混過關了。哪知道，他是那種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主，第二次又跳出來告，將未修改的原版書送上去。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是吃準了皇帝對於文人壓根兒不放心，他抓住這部私刻《明史》中對滿人入關的不敬文字，無限上綱，告一個人還在心不死，留戀舊朝，妄想複辟那失去的王朝，這罪名還不夠大？
老實講，當時的清政府，君臨天下，統治著偌大的還未完全控製的國家，不能不對被統治者中的知識分子保持高度警惕；尤其對那些具有反清複明意識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機會來個一網打盡呢！好，正中下懷，於是，皇因帝拍板，第一，“之榮卒以此起用，並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官之右僉都”。這也是所有“作俑者”為之奮鬥的原動力。第二，很簡單，一個字：“殺”，大批人頭落地。這種食肉類知識分子，太恐怖了，我想我們也難免會碰上的。
為吃慣了人血饅頭的緣故，上頭一有動靜，他們馬上挽胳膊擄袖子，尋找吞噬對象，上頭沒有動靜，他們也會挑事，讓上頭有動靜，然後乘機好咬誰一口，所以，盡量躲得離他們遠些。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無辜的，莫過於那些列入編纂委員會的一班名流。他們有的知道自己掛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掛名，莊、朱二人，也像現在的書商一樣，以為掛上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來顯出這本著作的學術品位，二來在市場上好賣。誰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殺雞給猴看，要漢族知識分子夾緊尾巴做人，於是，這些名流，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一個個皆做了刀下之鬼。
重提《郎潛記聞》裏的陳年往事，那位使許多人掉了腦袋的吳之榮，罪不容貸，即使千秋萬代以後，也是要被人詛咒的。而那位“某給諫”，即使往好裏想，他或許並不打算把事情搞到這種不可收拾的程度，但洪昇和眾人為之付出的慘痛代價，那真是太巨大了。衝這一份可惡，我忽然覺得王漁洋想要一把斬馬劍，誅作俑者的憤慨，倒變得特別容易理解了。
二
就在讀《郎潛記聞》的同時，繆俊傑、崔道怡兩位老朋友的一篇重頭文章《風雨文壇反思錄》在刊物上發表出來，其中提到的共和國文壇第一案的《我們夫婦之間》和那位來自解放區的作家蕭也牧，使我浮想不已。不過，這實在是挺沉重的回憶，一點也不那麼有趣了。
馬克思說過，一切發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發展隻有在死亡時才結束。這一切都隻能視作不完善的必然了，但是經過五十年歲月的沉澱，中國文學的發展，確實是到了過去種種的幼稚、浮躁、淺薄、狂熱應該漸漸被沉靜、理智、求實以及曆史的辯證法所代替的階段。公道自在人心，這說法也許不甚科學，但研究正麵和反麵的教訓，有人坐定下來考慮寫文學史的問題，或者，覺得以前寫過的文學史，如今有必要重寫的時候，我想，這是文學成熟的表現。
於是，那些論理應該忘記，但又不能完全忘記，已經湮沒了太久的故人舊事，有可能浮出水麵。隻是可惜，桃花依舊，人麵何處，就不能不令人悵惘。我不知道蕭也牧這個名字現在還有多少人記起。他可以說是全國解放以後，第一位因作品受到批判的作家。假如這也可以上《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的話，我想他可以享受這樣的“榮光”。我黨對作家和作品的批判，早已有之，上溯至延安整二風時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在病院中》，都是榜上有名的。但建國以後，蕭也牧卻是第一個被點名批判的。
如果說，杜甫寫諸葛武侯的“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詩句，是對未能施展抱負和才華的人的一種發自內心的惋惜，那麼用之於蕭也牧，當無不可。這顆過早隕落的流星，真使我們歎息不已的。如果不是命途多舛，蹭蹬半生，按他所展現出來的創作實力判斷，絕對有可能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至少不弱於，或者，略勝於那些來自解放區的作家同輩，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像春天飛來的第一隻燕子，才帶來一絲不穩定的春色，便遇到了建國後首次文藝整風的疾風暴雨。於是，他還未來得及寫出錦心繡口的文字，那“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的落英繽紛、狼藉凋零的局麵，便將他的才華徹底埋葬了。從那時起，中國作家的命運，便係於作品的命運，常常因為作品的被批判，作家也就跟著一敗塗地。蕭也牧的文學生命力，尤其脆弱，簡直不堪一擊，一棍子打下去，便萬劫不複，再也直不起腰來。這類徒喚奈何的終生遺憾，就成了此後許多作家難以逃脫的傷心史。
也許，這是曆史發展的辯證法，總得有人付出代價，讓後來人獲得教訓。像我，當時隻能算是一個文學青年，初試筆鋒，不也搭上了五十年代的右派末班車嗎？但幸運的是劫後餘生，我們趕上了“文革”以後的新時期文學，而年一月蕭也牧沒能熬過十年浩劫，便是永遠的沉沒。
前不久，我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選一部《中國短篇小說五十年集》的時候，回顧半個世紀來林林總總的創作，老實說，在審視共和國成立初期的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標語口號式的圖解政治之作，屢屢被那些不忍卒讀的小說，攪得昏頭漲腦之際，蕭也牧發表在一九五份《人民文學》雜誌上的《我們夫婦之間》，不能不說是一篇出類拔萃的佼佼之作，即使五十年後讀來，那種溫馨的情調，細膩的筆觸，內心的探求，人性的描繪，還是令人怦然心動的。在那裏，我們讀的是人，而不是荷載革命的符號。
我回憶起五十年前翻開這期刊物的體會，那時我是一個文學青年，對解放區文學，有如同看穿著四個吊兜土布軍服的來自解放區的幹部一樣的感覺，渾身上下，隻有一種色彩，那就是革命。但是閱讀經驗告訴我，這篇跳出解放區文學模式的作品，與我們以前所讀過的外國文學的經典著作，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品，在審美意義上有更多的共同點，接軌處，不禁頗感意外了。初讀時，真有如見故人般的親切。這篇作品給愛好文學的我們，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小說是可以這樣寫，也應該這樣寫的。
我想，如果那時的讀者、作家、評論家和文藝界領導，有今天的這一分寬容精神，延續著這種大家熟知的文學道路發展變化下去，當然，革命的，來自解放區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實驗，也並行不悖地堅持下來，相互促進，共同提高，經五十年的努力，中國文學的現狀也許更令人鼓舞，不會出現十年“文革”期間，全中國隻有一個作家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的大笑柄。
然而，蕭也牧像鄰居家一隻啼鳴得太早的雄雞，不適時的行為，在一個規範的社會裏，肯定不會帶來什麼吉運的。現在讀了繆、崔二君的文章，從他們所提供的背景材料看到，當時對蕭也牧發起第一次批判的“積極分子”，主要是和他擁有同樣革命身份的，同樣來自解放區的一些作家和評論家。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許這篇在他們看來是離經叛道的小說，使他們難以接受，而它受到更多的青年讀者欣賞，好評如潮，不脛而走的盛況，說不定益發激怒了他們。但是，選擇這篇已經距發表時間一年有半的作品進行批判，人們顯然難以理解，如果是一篇果然如此成問題的小說，在過去的十五個月裏，聲色俱厲的批判者都幹什麼去了？
很清楚，一九五一年的五月，毛澤東發動的那場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政治運動，給了他們一個可以發動攻擊的機遇。蕭也牧被當作犧牲，送上批判的祭壇，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早就有目標，隻不過沒有等到適當時機罷了。
不過，我猜想，運籌帷幄的毛澤東在運動初期，蕭也牧的這篇作品，並未納入他的視野。他對小說作品的寬容度，要比康生，要比當時執掌文藝界的領導，顯得從容不迫些。最好的例子，就是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他不認為是大毒草，也不主張給王蒙劃為右派。當然，最終，毛澤東不會把文藝界或文學界的動向置之度外的，這也是可以肯定的。
但運動剛剛開始，最高決策者自有他鬥爭的戰略部署，其批判的針對性很明確，是思想界、學術界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人民日報》社論所指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像蕭也牧這類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小說，離反動尚遠，並不在批判的範疇之內。但是，“積極分子”們所表現出來的特別高昂的鬥爭熱情，引起最高領導層的注意，文藝界的批判便由邊緣地位推到了運動的中心位置，首當其衝的主角，是蕭也牧，隨後，全麵鋪開，引發了一場對諸多作家和作品展開批判的運動。
第一個吹響批判大進軍號角者，是《人民日報》刊登關於《武訓傳》的“社論”兩旬以後，即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在《人民日報》的“人民文學”副刊上，陳湧發表了《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正式對蕭也牧創作傾向進行點名的直接批判，認為作者進城以後寫的《我們夫婦之間》、《海河邊上》，是“依據小資產階級觀點、趣味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
按照曆來政治運動的規律，批判對象確定以後，那些更多的慶幸自己未成為批判對象的人，便要努力做積極分子。在知識分子群中，麵臨這種隻有痛批才能自保的嚴峻時刻，有人說違心的話，有人做違心的事，便是不以為奇的了，而且，很快就能找到解釋的邏輯而若無其事，而心安理得。所以，如火如荼的批判，急風暴雨的鬥爭，像舞他覺得這樣的違心之言台一樣，提供給參與者一個表演自己的機會。個別知識分子的兩麵性、投機性、庸人哲學、苟且主義形成的某種人性上的扭曲和畸裂，以致窮凶極惡，也是曆次政治運動不斷擴大化，殃及無辜，製造冤假錯案，產生許多悲劇的根本原因。
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馮雪峰為什麼會在稍後幾天的《文藝報》上，發表化名為“讀者李定中”的那篇文章。這篇《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級趣味》，光題目的口氣就夠嚇人的，仿佛作者舉著胳膊在批鬥會上聲嘶力竭地喊口號。至於嗎？具有相當文學水平的馮雪峰，會不懂得，這不過一篇小說嗎？但“嚴厲批評和火爆熱辣的意見，引起文壇震動”。同時，他對陳湧文章也批判，指責為“軟弱無力”。這也是政治運動中常常出現的怪圈，“左”會遇上更“左”，更“左”會遇上極“左”，最後就隻能以“左”得喪失理智、不可收拾而告終。
現在，已弄不清楚馮雪峰雷霆萬鈞似的化名出擊，是與他這個名字連在一起，不是一，對蕭也牧的威懾力過於強烈，會使他經受不件很光彩的事呢，還是他認為自己“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黨內身份住呢？我真心希望這位文學前輩，當時抱有的是後一種想法，但願如此。
緊接著，在延安整風時期就領教過口誅筆伐的丁玲，那時嚐夠被動挨批滋味，嚐夠不公正待遇，現在轉而以不公正的態度對待他人。很難理解這位文學前輩究竟所為致蕭也牧何來。我想她在三十年代，是文學創新的勇士，其實應該能夠體諒蕭也牧的文學嚐試，即使真正錯了的話，也是藝術探索中的無心之錯，他不過希望解放區文學有一點突破，但他不可能奢望自己在新中國文學萌芽期，能有力量去製造一種與黨對立的傾向，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一點。
應該說，曾經在延安被批得體無完膚的她，應該設身處地為蕭也牧的孤立無援、眾矢之的、十手所指、十目所視的局麵想一想才是。這種不知道明天，不知道下場，甚至不知道上天該怎樣懲罰他的痛苦處境，她是有過親身經曆的體會的呀！但想不通她執筆為文，站到這次批判的行列中，目的何在？出於捍衛文學的革命性，義憤填膺？還是出於求得這場鬥爭中有一個好的表現？或是出於她領袖群倫的指導欲望不宜保持沉默？在《文藝報》上，她也發表了批評文章，題目是《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的一封信》。
這是一篇定性的文章，等於是一紙判決書，給蕭也牧畫了一生的句號。經過這樣劍與火的“洗禮”以後，他成為一隻不再唱歌的鳥，創作活動完全中止，處於銷聲匿跡的狀態之中，在文壇幾乎不為人知。雖然，他在嗣後的編輯崗位上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幾部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長篇小說，都有他付出的心血；經他編輯出版的工人作家的小說集，都有他未署名的精心撰寫的編者前言；他還培養出來一些相當有水平的年輕編輯。但他始終努力使所有的讀者遺忘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年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先後在，浙江吳興人。曾就讀於吳品，一直到“文革”當中，終於在迫害中屈辱地死去。
這部《短篇小說五十年集》，收錄了他的《我們夫婦之間》，按照體例，文前刊有他的小傳：
蕭也牧江大學附中，工晉察冀邊區犧盟會五台山中心工作，做過地區報紙《救國報》、《前衛報》編輯，擔任過張家口鐵路分局人糾察隊副政委。年相繼在北京、天津工作，發表了《我們夫婦之間》、《海河邊上》、《鍛煉》等中短篇小說。被批判後，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主要著作有《蕭也牧作品選》。
所以要把這份小傳抄錄在這裏，也是出於對這位齎誌而歿的未得施展才華的作家的敬意和紀念。斯人已去，文字長存，他和他的作品，在當代文學史上，我想是不會被抹煞的，因為這是和一段文學進程聯係著的。
我想，用秦兆陽的一段文字，來結束這篇文章，也許最能代表人們懷念蕭也牧的心情了。
“嗚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牛，殞如風中之燭，未竭忠誠之心，遽遭無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我不知汝，死之後我知汝而難通款曲。每念及此，悵惘而癡。但願曆史教訓永誌不忘，曆史遺毒立即消亡。”
順便說一句，一九五一年，那些最早對蕭也牧，對《我們夫婦之間》進行批判討伐的“積極分子”，到了一九五七年，角色互換，不幸又成為別的積極分子進行批判討伐的對象。
老天爺也真會開一些很殘酷的玩笑。
西人之對於十三，和粵人之對於八，感情正好相反。
前者聞之色變，忌諱萬分，到了病態的拒絕程度；後者，見八眼開，聞八色喜，鍾愛之情，溢於言表。其實，粵人的八與發，純係諧音，別無深意，而外國人的十三恐懼症，則是植根於宗教的一種很悠久的文化現象。因為耶穌那頓最後的晚餐，第十三位，正是將他出賣的變節分子，十惡不赦的猶大。從此，在西方世界裏，樓無十三層，房無十三號，飛機上沒有第十三排，便是不必驚訝的現象。尤其一到十三日，外加上禮拜五的話，洋人便戰戰兢兢，提心吊膽，唯恐災禍降臨。更離奇的，連電腦病毒，也多選在這一天發作，真是不可思議。
我一直納悶，在全球範圍內，數科學昌明，論技術發達，莫過於歐美，但在他們那裏，一些絕非引車賣漿之流，猶大之悔一置於死地。《聖經絕對是衣冠楚楚，具有文化質素的紳士淑女，對十三這個數目字，也同樣懷著警懼心理，視它為不祥之兆，生怕大禍臨頭，避之唯恐不及，實在有些難以理解。後來，我漸漸悟透，西人之畏十三如虎，不是怕這數目字本身，而是怕坐在第十三個座位上的猶大式的小人。
猶大（加略人），是耶穌的十二個門徒之一，他的出名，就在於他的出賣，而出賣是小人們最樂意采用的低投入、高產出的手段。一封五毛錢郵票的密告信，一句附在耳邊的悄悄話，一幅偷拍的可供查證的檢舉照片，一張兩指寬的密電碼式的紙片，不須一指之勞，就足可以將對手馬太福音》說他以三十塊銀元的代價，把他師傅的行蹤，泄露給祭司長和長老，就屬於這種很經典的一手。
但這位猶大先生，有一不做、二不休的狠忍之心，拿到犒賞以後，意猶未盡，又一路小跑，到總督府出首，還想得到另一筆懸賞，並自告奮勇為刑警隊帶路，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客西瑪尼園搜捕耶穌。我弄不明白猶大的積極性從何而來，更弄不清楚他為什麼如此恨耶穌。他在使徒中是分管錢財的，類似司庫，或會計，或財務科長，是不是被耶穌發現了他的賬目有什麼問題，要把他送到廉政公署？
於是，他將恩師出賣了，通過官方之手，終於將他釘在十字架上。
所以，猶大是自有紀元以來，小人一族的開山鼻祖，或祖師爺，當無疑義。西方人盡量規避十三這個數字，就出賣給總督大人以前，那張臉說不定因他而起，要沒這個十三，耶穌不會死，十三便成了一個特別的忌諱。據說，西人在家請客，若發現最後應邀而來的客人，隻有十三位，那可不得了，哪怕到大街上隨便拉來一位過路人，也不能出現十三人落座的狀況。因為這個數字太不吉祥了，連耶穌都不能免，甚至他預知自己要倒黴，也無法逃脫。那麼，嗣後的人對十三存有警懼的心理，成為一種文化傳統，也就能夠理解了。
西方人怕十三，怕小人，怕猶大，甚於怕魔鬼，怕撒旦，怕梅靡斯特，也讓我們覺得好奇又好笑。一到西俗的萬聖節，又稱鬼節，類似中國盂蘭盆節的那一天，入夜以後，男女老幼，扮妖作怪，裝神弄鬼，相互作樂，這一天的鬼，甚至有點可愛可親，實是咄咄怪事。西人對於十三，從來敬謝不敏，一提猶大，渾身戰栗，但對鬼，則不這樣拒絕。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裏，讓那位老王的靈魂上場，歌德的《浮士德》裏，博士甚至敢同魔鬼做交易。因為鬼就是鬼，明碼標價，知其為鬼，也就好防，但小人則不，在沒有發覺他已經把你還帶有一分天使的純潔呢！
雖然，達芬奇在他的名作《最後的晚餐》中，把猶大的臉色畫得很灰暗，麵露驚恐之狀，其實，那是藝術家的誇張。在現實生活裏，凡小人，在作惡之時，從來是臉不變色心不跳的。對這些防不勝防的小人，無論東方，無論西方，都視為好人的不幸之本，災難之源。清人金聖歎評《水滸傳》，對小人有精辟的談論，在第一回的夾評中，對“小”蘇學士、“小”王太尉和“小”舅端王的幾個“小”字，發了一通感慨。這幾個無所謂的“小”字，在我等“不求甚解”的讀書人眼中，肯定一掠而過，但他卻評出不凡的見解。他說：
“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誌，亦豈可得哉！”
這就是說，無論單個的小人暗中下手，還是集體的小人沆瀣一氣，他們要想幹什麼事，無不成的。所以，小人是一種社會力量，也是社會的災星。
現在已經很難弄清，公元初發生在耶路撒冷城那樁公案的細節了。但從《馬太福音》的記載，大略可知猶大出賣耶穌，除了想得到那筆告密的賞金外，也因他與耶穌，與其他使徒的關係，到了非常緊張的程度。當耶穌在逾越節的筵席上，宣布自己就被這張桌子上的某個人出賣時，在座的使徒無不大驚失色，連忙詢問是誰如此喪心病狂。
耶穌幾乎等於直指地說：“同我的手一起在盤子裏的人，就是他要賣我。”猶大正伸手到盤子裏取食物，他自然要問：“拉比，是我麼？”耶穌說：“你說的是。”這和指著鼻子點名，沒有任何差別。雙方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指望猶大懸崖勒馬，改邪歸正，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
小人這種社會現象，不知是否與土壤成分、氣候條件有些什麼關係，有些地域，有些時期，好像特別適宜於小人的生長成熟，孳生繁殖。在人類進步的過程中，在文明二與反文明、文化與反文化的長期較量中，這種小人與非小人的相生相克的生物鏈作用，既非今日起，也非今日止。
所以，凡有人類活動的場合，隻要存在著攸關每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利益，在進行分配的時候，就會有小人出現的可能。有人得到很多，有人得到很少，甚至得不到，就會有不平，就會有競爭。得不到的人想得到，得到的人要保護自己的勝利成果，而且還想得到更多，就會有較量，就會有廝殺。若這種角力，其中有一方以卑劣的伎倆，齷齪的手段，無恥的行為，肮髒的途徑，達到把對手打倒的目的；或雙方彼此彼此，不拿到桌麵上來，而在桌子底下較勁，不在光天化日下進行，而在陰暗角落裏狗咬狗一嘴毛，那麼，這一方、雙方或多方，就是所謂的小人了。
有時候，通過正常的辦法，往往一無所獲，而通過非正常的辦法，卻能收獲累累，這也鼓勵小人，為達到比用正常辦法更豐厚的回報率而無所不用其極。於是，人性惡的程度增高，血腥味的濃度加深，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這一切，並不是在刀光劍影、旌旗飄揚之下大張撻伐，而是偃旗息鼓，“打槍的不要”，人不知鬼不覺地悄悄地進行較量。甚至對手的刀子已經插入你的下腹部，說不定明麵上，還在跟你握手致敬，親吻擁抱，祝酒幹杯，山盟海誓呢！猶大早就向有關當局彙報，把他師傅耶穌出賣了，可他還裝傻充愣地問耶穌：“拉比，是我嗎？”這分偽鎮靜，這分假天真，這分泰山崩於前，居然眼不眨的裝出來的一副孫子模樣，你能不佩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