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寫過一篇有關周作人曆史的文字，受到誚議，嘲之曰“奉旨罵賊”。其實，既是賊，奉旨罵，或者，不奉旨罵，又有什麼關係？隻要罵的這一位，確實做過賊骨頭，罵就沒有錯。舉例而言，總不能因為這個賊的麵孔長得標致，你愛之彌切，喜之彌甚，就容不得別人罵他。或者，也不能因為這個賊寫了一手漂亮毛筆字，你欣賞備至，五體投地，就要我們忘了他的賊身份。
賊就是賊，一定要把賊當神仙供，“天地君親師”後加上這個賊，香火供奉，那是個人自由，但不許別人講這個賊的一句壞話，那就是霸道了。孔夫子早就說過的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總不能因時代“進化”，思想“解放”，對漢奸、賣國賊也必得人人捧之吧？
清人劉聲木在其《萇楚齋隨筆》卷二《南宋鄧肅等論楊雄》中講到：“楊雄，後世以其能文，極力為之文過……好其文，並及其人，欲使其彌天罪惡消滅於無形。其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居心尚堪問乎！”看來，因其能文，而為其文過者，古已有之，也就不覺得有什麼新鮮感了。
中國舊時文人，都講“道德文章”。從理論上說，文人的“道德”和“文章”，兩者應該是統一的，或盡量做到統一。但是，幾千年來，相當多的人並不“道德文章”，甚至更有文章甚好而道德極差的文人。怎麼辦？一般都采取不深究的辦法，隻當看不見，何況中國人有隱惡揚善的美德。
對於當漢奸的周作人，其實大家一直心照不宣，向來是道德歸道德，文章歸文章地分開來看他。五十年來，相安無事，大家也約定俗成，作如是觀。近年來，忽然發現這是一座“金”礦，出版他的書，可以賣錢，於是猛出；寫他的文章，可以得稿費，於是猛寫；為他鳴冤叫屈，可以撈一頂“撥正反亂”的桂冠，於是猛來勁。
本來是個糞桶，蓋住了，掩鼻而過，也就拉倒，偏要插進攪屎棍去，於是，惡臭熏天。這就是時下在周作人屁股後麵，那班老的少的擁簇者做的“好”事。
本來，過分侈談他文章如何的好，竭力忽略他道德實在的差，已經相當違背客觀事實，混淆視聽。邇來，更是變本加厲，對他金身重塑，香火供奉，連他那段當華北偽政府教育總監，為虎作倀的醜史，也因為文學行情看好跟著要改寫，那就真是豈有此理的混賬了。
貳臣，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夠可恥的了，漢奸，比貳臣更遭人唾棄，更讓人痛恨。貳臣隻是叩了上一朝皇帝的頭後，轉過臉來又向下一朝皇帝山呼萬歲而已，雖然這種迅速的轉變，很不要臉，起勁地向新主子獻媚，令人惡心，有時候想但在罪惡的層次上，比起當東洋或西洋的哈巴狗之流，或許要差一些。因為，貳臣過了幾朝幾代以後，醜惡的色彩相對淡化，而中國人對認賊作父的漢奸，是永遠也無法寬恕的。
這也是以往抗日題材影片中的維持會、新民會、皇協軍、翻譯官這類俗稱“二鬼子”的角色，為什麼無一不被刻畫到壞得流油，無一不讓人恨得牙癢的緣故。
想，編、導、演難道不怕落入臉譜化、程式化的窠臼？後來，悟通了，對於中國人來講，像漢奸這樣的話題，是做不得翻案文章的。涉及到民族感情、國家尊嚴、人心所向、全民認知的原則問題，則尤其不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韙，逆大多數中國人的意誌。
八十年代初，有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試圖突破，想出出抗戰題材之新，寫出一部電影文學劇本來，講述一個被日本鬼子強奸了的中國農村婦女生出來的孩子的故事。
劇本的最初題名頗為直露，就叫《孽種》，衝這兩個字，大概也就想象得出會有些什麼情節了。這是一個令人從生理到心理都感到很不舒服的題材，聽說，後來改了，如何改，改得怎樣，也就不知下文了。
顯然，此公這部電影文學的構思，是受到西方時尚流行的影響或者誘惑。當時，重新思考戰爭和戰爭中的人性，成為文學和影片正當令的題材。於是，洋作家、洋導演出了這樣一個暢銷的名堂以後，可憐的扁臉黃皮的中國作家、中國導演，也就跟著“克隆”。反正咱們中國地大人多，要什麼故事，有什麼故事，要什麼人物，有什麼人物，準還能學得像模像樣。
這類作品，說得好聽些，叫借鑒，說得不好聽些，叫模仿，是那些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更缺乏自信心的文學家、藝術家的偷工省力之舉。但是，老兄啊！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你身體裏流著的是中國人的血液，總不能數典忘祖。這祖，就是血管裏數千年文化傳統熏陶下的價值觀。外國人或許能夠容忍這個“孽種”，中國人，至少那些尚未完全西化的中國人，對這個“孽種”，會感到堵得慌。
中國人不但對於外國，甚至對於外族，乃至於對於同一族群的不同陣營，不同集團，不同派別，也會涇渭分明，黨同伐異，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我們都讀過《三國演義》，關雲長土山失利，講好了條件，降了曹操，然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也未能打動他，最後，“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他，還是過五關、斬六將跑了出來。即便如此，他的義弟張翼德還要斬了他呢！有出戲，叫《古城會》，就寫的這段故事。無論如何，投降，是事實，大節虧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關雲長一下子找不到感覺，那西皮流水也真是唱出了他那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呢！隻此一點，便了解“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傳統，在這塊土地上，是何等的曆史悠久，又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中國人，其實很講中庸哲學，獨獨在大節上，非常之絕對，絕對到了不間毫發的地步。
這種斷然不能容忍背叛變節行為的絕對精神，確實是屬於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心態。這是和幾千年來在中國土地上發生過太多的災難，人民受到太多的痛苦有關：改朝換代的血雨腥風，異族入侵的戰亂流離，外國侵略的屠殺毀滅，每當老百姓成為俎上肉任由宰割的時候，總有這種食同胞肉的引狼入室者，喝同胞血的為虎作倀者，雪上加霜、火上加油地使苦難加倍。我記得《孽種》劇本問世後，當時，從上至下都在感情上不能接受。這類題材的影片在外國，也許可以拍，但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死了三千多萬人的中國，大概是很難“可以”的。所以，想把周作人樹為新聖人，或者說他是個好漢奸，會被人看做是喪心病狂的行為。即使把魯迅打倒一千年，一千年後，周作人仍是漢奸，而魯迅仍然是民族精神的火光。
如果有人修民國史，周作人未必能進得了“貳臣傳”，因為貳臣隻是效忠了上一朝以後，改換門庭又為下一朝賣力。若真有這部第二十六史的話，周作人應該是與溥儀、王揖唐、汪精衛、周佛海等賣國賊一起，在“漢奸卷”中就位的。
翻案，是曆史上常有的事，暴君秦始皇不是翻了麼？
奸臣曹操不是翻了麼？但漢奸，貳臣，佞幸，叛逆，是不容改寫，也無法改寫的。隻是可以把這一頁擱置起來，但做手腳想把這一頁扯掉，大概很難。記得大清王朝鼎革之際，不得不對前朝降過來的武將洪承疇、文臣錢謙益之輩，優禮有加，尊讓三分，待以上賓，共襄國是。那時，入關後立足未穩的多爾袞，把洪視作股肱，委以心腹；孤軍深入江南的多爾袞之弟多鐸，對錢所以客客氣氣，溫文爾雅，都出於一種政策需要。抬舉這些有影響的人物，籠絡人心，對鞏固新王朝的統治，是有好處的。
一般人不會這樣考慮，當時，確實有人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跑去問洪承疇：“將軍啊，崇禎已經當你為殉國英雄，舉朝公祭過了，你怎麼還活著為新朝效力呀？”當他被清政府封為親王，回家光宗耀祖之際，想不到他老娘一頓拐杖劈頭劈腦打來。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老太太，擲地有聲地說：“我們家隻有明朝的總兵，沒有清朝的將軍！”這種節義觀，也許對擁護周作人的信徒來說，一無可取之處，但這種人格上始終如一的要求，正是中華文化傳統維係數千年賴以不墜的精神基礎。
百年過後，大清王朝政權穩固，江山坐定，於是，曆史又回複其本來的真實麵目：一是弘曆整頓風氣的政治措施，他認為應該提倡人民對他的忠誠不貳，不能鼓勵臣下朝秦暮楚的變節行為；二是中國文化中這種“漢賊不兩立”的絕對精神，所表現出來的視貳臣、漢奸、賣國賊為大惡的水火難容的心理。於是，乾隆推翻了他先人賜予這些降臣的諡號、襲封、恤典，並對國史館編撰們發出指示，洪承疇隻配放在《貳臣傳》中，而錢謙益，在弘曆眼中要更不值錢些，說此人在《貳臣傳》中還得次一級，隻能放在乙編。
這或許就是中國文人被特別苛求的不幸命運。
其實，清政權建立之初，不知用了多少明朝的降官降將，但當時的人和後世的人，卻總是盯住這期間的幾個文人不放，這確實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潔癖在起作用。一方麵，“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吳梅村、龔鼎孳，稱得上是風流倜儻的文學“明星”，聚光焦點，不愧為顯赫一時的文壇領袖，眾望所歸，於是，人們的期望值，就水漲船高，有理由要求他們做出高風亮節的舉止。一方麵，白頭少年錢侍郎，陪騎白馬、著戎裝的美人柳如是，招搖過市；生性狂縱的龔少卿，擲金一千五百兩，娶得名妓顧順波，金屋藏嬌；
風流蘊藉的吳太史，一曲陳圓圓，傳遍了大江南北，洛陽紙貴……風頭出足，風光無限，人們豔羨之餘，難免產生“木秀於林”的危機。
更重要的一個方麵，既成“明星”，就免不了有“明星崇拜”，這是古今同樣的道理。有“明星崇拜”，就有“追星族”。可以想象，這些被崇拜的明星，忽而成為被唾棄的貳臣賊子，如此嚴重的失落，能不令追星族生出特別的憎恨嗎？這恐怕是三位江東名士，成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眾矢之的的根本原因。為周作人鼓吹不遺餘力者，要懂得這點群眾心理，也許就不會枉費心機去塗脂抹粉了。
錢謙益受到指責最多，乾隆就帶頭看不起他，專門寫過一首詩，把他奚落一個夠。“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是孟八郎。”普通人對錢謙益的失節，在他生前就當麵加以譏訕。牧翁遊虎丘，衣一小領大袖之服，士劉獻庭《廣陽雜前揖問此何式？牧翁對曰：‘小領者，遵時王之製；大袖乃（清不忘先朝耳。’士謬為改容曰：公真可為兩朝領袖矣。
佚名《絳雲樓俊遇》）
吳梅村略好一點，他還有一點清醒的自省意識，但最後終於剃去明代的頭發，留起清朝的辮子，北上為新政權效力時，也被人嘲諷過的。“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丘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雲：‘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為之默然。”（清記》）
睿親王集科道質譏。
龔鼎孳的名聲本來不佳，是個來回折餅，頃刻之間，三易其主的走馬燈式的人物，更為人所不齒。“李自成陷都城”，還挺賞識這位大文人，給了一個“北城直指使”的官給他做。跟著，清軍圍城，他一看大勢不好，連忙打開城門，投降多爾袞，“授吏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又做清朝的官。有一次，大學士馮銓被劾，壓根兒看他不起。
龔鼎孳來勁了，為了討多爾袞的歡心，“斥銓閹黨，為忠賢義兒。銓曰：‘何如逆賊禦史？’鼎孳以魏徵歸順太宗自解”。結果，偷雞不著蝕把米：王笑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闖賊擬太宗！（《清史稿》）
文人末路，一至於此，也怪不得別人，純係自找的了。
因為，與錢、吳、龔同時，或先後的像孫奇逢、陳洪綬、張岱、傅山、黃宗羲、朱舜水、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朱耷、呂留良等人，或堅決不仕，或歸隱山林，或削發為僧，蓮蓬人》詩曰：掃除或反滿抗清，也還是能夠保持住人格上的完整。
正因如此，吳梅村活得並不開心，“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苟活”，“脫屣妻拏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浮生所欠隻一死”，從這些詩句中，不難聽出他懺悔和自責的心聲。他“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時一境不曆艱苦”的說法，也值得同情。他要求死後“斂以僧裝”，不穿清朝的衣衫，石碑上要求刻“詩人吳梅村之墓”，不署清朝官銜，也算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跡吧？清史稿錢謙益在北京的國史館，當了半年編修，托病回到江南，還多方接觸當時地下的抗清力量，希望有所作為，也許為了改寫自己那一頁不光彩的曆史吧？龔鼎孳雖然不很振作，但在獎掖後進，提攜新秀，發現俊才方麵，倒是不遺餘力的，這或許是他的一種聊勝於無的自我贖解吧？然而，即使這小而焉之的失節，無論怎樣地彌補，也並不能逃脫曆史的嘲笑，何況周作人乎？
魯迅先生的《集外集拾遺補編膩粉呈風骨，褪卻紅衣學淡妝。風骨二字，真是值得為文的中國人深思的。
“王漁洋謂吳俗有清代陳康祺的《郎潛記聞初筆》裏，有幾則關於當時文人活動的筆記，很有趣。其二百二十二則《吳俗三好》三好，鬥馬吊牌，吃河豚魚，敬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王漁洋在康熙朝，是文壇領袖，官場也很得意，做到刑部尚書，相當於司法部長，好了得的。因此，文人意氣，加上首長意誌，加上法官意識，一旦激動起來，就會習慣性地以權勢而非文人的口氣說話。
幸虧玄燁不曾授予他這把斬馬劍，否則，不知江南地方該有多少顆士子的腦袋被斬於這把劍下。
康熙本人相當欣賞他的詩作，錄三百篇，曰《禦覽集》。皇帝為作家編書，這對一個文人來說，是極高的褒譽了。記得郭老晚年唱和領袖的詩作，連篇累牘，甚是賣力，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一可未見到毛主席對其作品（除了抗戰時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麼隻言片字的稱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勸君少罵秦始皇”之類的諷喻。王漁洋則不同，詩寫到被皇帝親自編纂的地步，那還了得，有了這分殊榮，他不想當官也不行了。於是，翰林院侍講，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一紙一紙的委任狀頒發下來，升官加餉，晉級提職，終於達到士子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學而優則仕”，是古今文人奉為圭臬的行動指南，所以，一個個苦讀四書五經的士子，為之孜孜鑽營、削尖腦袋，為之苦苦奔走、洞穿鞋底，博個一官半職，封妻蔭子，也就不枉十年寒窗了。直到今天，它仍舊是很多作家不約而同的奮鬥目標，最起碼要在各級文聯作協擔當一個職務吧！當代作家心氣比較高，文而優則仕，其目的不僅僅當個什麼玩藝，而在乎當了什麼以後，追求那羊群裏的駱駝，高人一等的感覺，立刻與原來論哥兒們的作家，不一個成色了。前排就座，學問見長，指手劃腳，像模像樣。當上了官，自然水漲船高，作品容易發了，書容易出了，自己也認為確是文壇扛鼎之輩了。當然，誰也不會相信，官位到手學問就大，大權在握文章就好，職務提升才氣就高。
然而，他偏這麼以為，捧臭腳的果然也就這樣認為，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當代版《笑林廣記》了。
所以，一個三流作家，或因緣時會，或風雲際會，或瞎貓碰上死耗子，坐在過去應是一流作家坐的位置上，不等於就是一流作家。因為我們看作家，是看他的腦袋，不是看他的屁股，他屁股就是坐在金鑾殿的寶座上，作品該屎還是屎。但是，這些人的自我感覺的錯位，也真是讓人痛苦。一下子，琴棋書畫，全會了；一下子，上下古今，全通了；一下子，吹拉彈唱，也不外行了；一下子，東西南北中，到處可見他抓住麥克風，哇啦哇啦說得地動山搖了。這時候，就不能不生出“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的悲哀。
每當遇到這樣的壯烈場麵，我禁不住想起莎士比亞說過的警句，不是所有閃閃發光的東西，都是貨真價實的金子；想起魯迅先生告誡他的兒子不要做一個空頭文學家的至理名言；想起艾青先生嘲笑過的，“是名作家而無名作品”的那些明公；當然也會想起如今很不吃香的斯大林早先說過的一句名言：職務提升了，不等於智慧也增加了。母牛下犢以後，自然會生出乳汁，但作家當了官，工資也許增加，才華是不會增加的；作品可能好出版，但不等於是好作品；評論或許要多一些，出鏡率或許要高一些，那是衝著他身上的黃馬褂而去的，一旦剝掉了這張皮，照舊狗屁不是。
可在清初詩壇上，王漁洋是當之無愧的絕對的一流詩人，他力辟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纖仄，倡“神韻”說。
在文學史上，凡能提出一種使別人“翕然從之”的文學主張者，都非等閑之輩。他強調“興會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閑遠的風神韻致，為詩歌的最高境界。此論對清代初葉的詩風產生過影響，說他是清初詩壇執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過分。王漁洋靠他貨真價實的作品說話、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底氣充足，有恃無恐，汪洋恣肆，毫無顧忌。他擁有這分資望、身份、地位，可以對他不喜歡的社會風氣，不讚成的時代潮流，加以抨擊；抨擊不靈，加以棒喝；棒喝無效，祭起尚方寶劍，對作俑者嚴懲不貸。
王漁洋對作俑者很反感，挺有道理。這個帶有貶義的詞彙，常用來比喻一件不好事情的帶頭者，或一種不好風氣的提倡者。查這個詞，語出《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王漁洋的論點，孰是孰非，姑置勿論，但他將批判鋒芒直指始作俑者，卻是很有識見的行為。看看《郎潛記聞初筆》這部書中的《長生殿傳奇》和《盛名為累》這兩則記聞中的”作俑者，就可知道這類挑事帶了一個壞頭的人，是如何令人厭惡了。
一、“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殆不貲。內聚班優人請開宴為洪君壽，而即演是劇以侑觴，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為羅致，而不給某給諫。給柬奏謂，皇太後忌辰設宴樂，為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讚善伸符，海寧查太學夏重，其最著者。後查改名慎行登第，趙竟廢置終其身。”
二、“國初，莊廷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莊、朱皆富人，卷端羅列諸名士，蓋欲借以自重。故老相傳，二百餘人中，多半不與編纂之役。甚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質千金於莊廷矣，盛名之為累也。”
在《郎潛記聞二筆》裏，第三百則說得更詳盡些“：明相國朱文恪公，嚐作《明史》。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稿本，廷家故富，因竄名己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籍此作起複地，白其事於將軍鬆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廷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
在清代的文字獄史中，前者，是小事一樁，後者，株連之廣，也算一件要案。文人們由於舞文弄墨的緣故，觸怒當局，弄得龍顏大怒，而招災惹禍，一般都是有“作俑者”揭發在先，皇帝老子才會動手在後。大多數皇帝，日理萬機，忙得不可開交，不可能有太多的時間關注詩人作家，就怕有人提醒、告發、打小報告、咬耳朵根，那可就要捅馬蜂窩了。
假如，那位沒被邀去參加慶壽聚會和看戲的“某給諫”，本來就懶得湊熱鬧，正好，不請，也就不去應酬，關起門來睡大覺；假如，那天晚上，他應邀出席了，不但與劇作家洪昇交流創作心得，談得興起，還與優伶們格外多幹了幾杯，帶著濃重的醉意回府，一覺睡到天亮，我們試想一下，他要不想扮演始作俑者這個角色，皇帝想找事端，也挑不起來。如果，我們不把打小報告的“某給諫”想象得太卑劣的話，他一定要把那次飯局的參與者統統置於死地，似乎也沒有多大道理。因為，他既然自認為應該有被邀請出席的資格，那麼，顯而易見，他和劇作家洪昇，和內聚班的班主及演員，和其他到會祝壽的文人雅士，有過從甚密的關係才對，至少，他們同屬一個經常在一起活動的文化人圈子，是毫無疑問的。可以想象，他應該是和這些人時不時地在彩排啊、首演啊的時候碰頭見麵，互致問候，到了幕間休息的那一會兒，也會在劇場貴賓室裏，一塊喝喝咖啡，抽抽紙煙，上上洗手間，聊聊對演員、對劇本的初步觀感之類吧！
按理，文人相輕，互相拆台，有可能；當麵恭維，背後撇嘴，更可能；打小報告，給他們上一點眼藥，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於下毒手，或者，不至於想讓他們一個個都完蛋。能夠解釋的理由，隻是麵子上下不來，一時之忿，題奏上去，誰知他請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過這出戲，評價還不錯，估計會給點顏色看看，但不致傷筋動骨，哪曉得後果卻是嚴重得出乎他的想象。這一本，不但許多與會者遭殃，革掉頂子，永不敘用，處於創作高峰期，正春風得意的洪昇，也從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鄉，再也寫不出作品了。
這位才子太可憐了，肯定會求德高望重的王漁洋，在康熙那裏為他緩頰，那是他的恩師啊！可皇帝發火，誰有勇氣敢碰逆鱗？王漁洋也救不了這位高足，隻能眼看他打鋪蓋卷離開京城。我想，當“某給諫”得知回到杭州老家的洪昇，由於心情抑鬱，百無聊賴，無法振作，以酒澆愁，最擺平了，因為出版家有終也因酒醉落水而死時，他會不後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