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他說蔡元培做了前清的翰林以後，就革命，一直到民國成立，到今天，還在革命，這很了不起。他說他自己，從給張之洞做幕僚以後，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現在，還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在中國，他說，就他們兩個人堪為表率。
那時的北京大學，就是這位蔡元培先生任校長。蔡元培主張學術自由，主張開明精神，不光請這位拖辮子的遺老來講課，也請胡適、陳獨秀、周樹人兄弟這些新派人物執教。這些新文化運動者，盡管不讚成辜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張，但對他的學問，卻是敬重的。當時，學校裏還有不少的外國教授，也是世界上的一流學者。這些洋教授們，在走廊裏，若看到辜老先生走過來，總是遠遠地靠邊站著，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麵前，見英國人，用英文罵英國不行，見德國人，用德文罵德國不好，見法國人，則用法文罵法國如何不堪。那些洋人無不被罵得個個心服。就這麼一個有個性的老頭子，不趨時，不趕潮，我行我素，誰也不在他的話下。
光緒年間，他從國外歸來，在張文襄幕府當洋務文書，時值這位總督籌建漢陽兵工廠，他參與其事。張之洞拖著一根英國人蔑稱為接受另一洋務派，也是東南大買辦盛宣懷的建議，委托一個外國商人主持此事。辜鴻銘和洋人接觸幾次以後，封了一份厚禮，請他開路了。過了幾天，張之洞想和這個洋人見見麵，他的下屬告訴他，那洋老爺早讓辜師爺給打發了。他把辜鴻銘叫來責問，辜正色地對他說，不一定凡洋人都行，有行的，也有不行的，我們要造兵工廠，就得找真正行的。辜鴻銘遂委托他的德國朋友，請克虜伯工廠來建造，結果，漢陽兵工廠在各省軍閥建造的同類廠中，是最好的。這個廠出品的步槍“漢陽造”，一直是很有名氣的。
所以，他對於洋人的認識，和那個時候普遍的見了外國人先矮了半截的畏縮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買外國人賬的。五四以後的文化人，言必歐美，一切西方，恨不能自己的鼻子高起來，眼珠綠起來，也是很令人氣短的。
直到今天，這種販賣外國文學的唾餘，來嚇唬中國同胞的作家、評論家，還是絡繹不絕於道，實在是讓辜老先生九泉下不會很開心的。
有一次，一位新應聘而來北大的英國教授，在教員休息室坐著，見一位長袍馬褂的老古董，拄著根手杖，坐在沙發上運氣。因為不識此老，向教員室的侍役打聽，這個（豬尾巴）的老頭是什麼人。辜鴻銘對此一笑，聽他說自己是教英國文學的，便用拉丁文與其交談。這位教授對此頗為勉強，應對不上，不免有些尷尬，辜歎息道：“連拉丁文都說不上來，如何教英國文學？唉！唉！”拂袖而去。
（辜廈門）。一八七五年就這麼一位有學問的怪老爺子，洋教授拿他有什麼辦法？
他的英文筆名叫他生於檳榔嶼一位貧苦華僑的家庭，才八九歲的光景，就隨一位牧師到英國讀書，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時，才二十一歲。然後又到德、法、意、奧進修，獲得文、哲、理、工、神學等博士學位，有十三個之多。在中國人之中，這是少見的。他對於英、法、德、意、日、俄、希臘以及拉丁文，無不通曉，因此，他對西方文化的研究，具有極深湛的造詣。
他不僅是語言天才，也是精通中外的大師級的學者。
那時候，這位老先生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用英文演講他的《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是要憑門票才能入內的。中國人演講，從無賣票一說，老先生講演，北京的外國人差不多都到場聽講的，因此他不但要賣票，而且票價還定得很昂貴，聽一場要兩塊大洋。可當時聽梅蘭芳的戲，最貴的票才一元二角。但他的學術講座，比梅博士的《貴妃醉酒》還賣座，聽眾踴躍，座無虛席，可見當時中外文化人對這位大學者的重視。
辜鴻銘的一生，總是在逆反狀態中度過。大家認可的，他反對，眾人不喜歡的，他叫好，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視，人人都不屑一為時，他偏要嚐試。追求與眾不同，不斷對抗社會和環境，頂著風上，就成了他的快樂和驕傲。
慈禧做壽，萬民頌德，他卻指斥“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公開大唱反調；辛亥革命，清帝遜位，他倒留起小辮，己都承認是拜萬壽牌位，做鐵杆保皇黨。袁賊稱帝，勢傾天下，他敢罵之為賤種，並在當時的西文報紙上著文批袁；張勳複辟，人皆責之，他倒去當了兩天外務部短命的官。後來，辮帥失意，閉門索居，他與之過從甚密，相濡以沫，還送去一副“荷盡已無擎天蓋，菊殘猶有傲霜枝”的對聯，以共有那“傲霜枝”豬尾巴為榮。五四運動，社會進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為反對新文化，反對白話文的急先鋒；但是他卻應蔡元培之邀，到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大去當教授，講英國詩，鼓吹文藝複興。北洋政府因蔡元培支持學生，要驅趕這位大學校長時，他支持正義，領頭簽名。他反對安福國會賄選，卻拿政客的大洋，可錢到了手，竟跑到前門八大胡同逛窯子。那些窯姐來了，一人給一塊大洋，打發了事，但妓女送給他的手絹，他卻收集起來，視若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