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錢謙益躍躍欲試，與史可法等人，本來是一心擁戴潞王的，結果，福王立，也就是史稱之為南明的短命王朝。雖然在崇禎朝時為禮部侍郎的他，順理成章地為小朝廷的禮部尚書，但無立王之功，不免有些失落，甚至還有些忐忑。其實，這不正好，寫你的詩得了，戀你的愛得了，何必在南京患得患失，不可終日？不，人來瘋的病，使得他很難激流勇退，還在漩渦中愈陷愈深。名隸於東林，怪了。前一年，崇禎自縊自視清流的他，一反常態，竟然去諂事馬士英，居然去推介阮大铖，成了一個“進退失據”，匪夷所思的人物。所以，順治二年，豫親王多鐸大軍南下，他率先迎降，也就不奇的消息傳到南方，柳如是曾勸他以死殉國，可到了跳湖的時候，他嫌水涼，便不想做烈士了。那時不死，現在，就更得求生了。
問題是得給自己找個台階下。由錢謙益和王鐸擬稿，趙之龍簽署的《降清文》中，虧他們琢磨出了這樣一句遮醜的名言：“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誌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所有投降派都會為自己的墮落，想出些好說詞，但文人的本事，就在於能把一件極肮髒的行為，說得不但動聽，而且理直氣壯，這也是曆史要唾棄這種敗類的緣故了。
話說回來，盡管乾隆批判他“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其實，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名與實之不符，人與文之相悖，在文學史上，錢謙益隻能算是小而焉之的人物。何況，陳寅恪文章裏，提到他辭掉清朝的史官高職，回到家鄉後，還是搞了一些秘密的抗清活動，所以，後來人讀他的詩，至少不至於那麼惡心。這首《吳門春送李生還長幹》，顯然是他曆經一番反思以後的心聲。李生要到長幹去了，他從家鄉常熟來到吳縣為他餞行，能不對記憶中的煙雨金陵，生出唏噓感傷的詩情嗎？
但有些心已死定的鐵杆漢奸，就不在此例了。譬如，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來說，若將這首詩的作者名字隱去，讓一個不太了解曆史的青年人看，相信他會從詩句中感到一個革命者視死如歸的勇氣。但是，要是告訴他，這是大漢奸汪精衛的作品，恐怕馬上覺得這首詩變味了。
汪精衛的《雙照樓詩集》，其中不乏這類激越昂揚的詩篇，但他這個人被曆史唾棄了以後，他的哪怕是再漂亮的文字，也隨著他一塊兒被“糞土”了。這部詩集，不知為何至今沒有人倒騰出來賺錢，倒是文化漢奸周作人的書，卻變著法兒地一出再出，一些不遺餘力的鼓吹者，也變著法兒為其洗脫漢奸的罪名，實在令人費解。固然，因人廢文，不妥，同樣，因文而置此人一生的假惡醜於不顧，也是很不妥的。
乾隆批錢這件事，告訴我們，有多少醜，就有多少後人的話柄。一些人硬要給醜惡的事實，塗上美麗的色彩，我想，曆史是不會買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