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唐末，至五代，至宋初，是一個戰亂頻仍，打得不可開交，災害不斷，老百姓苦難深重的時代。唐末、五代之人食人現象，是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所以，《花間集》中那些沉浸在綺筵幽會，含情無語，繡屏燈斜，錦帷鴛被，暮雨朝雲，舊歡新夢，晚逐香車，馳驟輕塵中的快樂男女，不過是閉著眼睛，不敢麵對周邊現實的自我陶醉罷了。
就以《花間集》這部書的自身命運而言，也證明那半個世紀的戰亂，對於中原和長江流域一帶的毀壞，到了山河顛覆，蕩然無存的程度，絕非花間派詞人筆下所寫的那個樣子。五代的《花間集》版本，到了宋代，就絕跡了。近人李一氓是研究《花間集》版本的權威，對於趙崇祚與“衛尉少卿字弘基”，為一人，為二人，宋人都講不清楚，對此，他不由得發出宋人“已不能詳五代時人時事，殊可異”的感慨。由此看到那個真實的飽受戰爭荼毒的五代，絕非《花間集》裏那個鶯歌燕舞、花好月圓的世界。所以，南宋詩人陸遊，為現還存世的宋版《花間集》作跋時，憤而寫道“：花間集，皆唐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歎也哉！或者，出於無聊耶！笠澤翁書。”這種發自文人良知的聲音，是值得每個為文者深思的。
現存唐詩中最長的一首），藏之名山，束陸遊是飽經憂患的愛國詩人，他對五代文人在民不聊生之際，竟寫出那樣優哉遊哉的文字，感慨良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宋史歐陽修傳》說“：唐之文，涉五季而弊”。這裏所說的“弊”，也就是追求綺麗，競作香豔，形成互相效尤的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對於時代，對於現實，對於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的失語。
這種潮流所向，裹脅所至，有時候連大家、名家也會良知迷失，失去自矜自持，而隨波逐流。大文人韋莊的悲劇，就是這一時期最典型的例子。晚唐詩壇重鎮的他，由唐至蜀，成為王建門下要客，為其心腹，官場得意之後，竟把自己當年那首發自內心，控訴唐末戰亂，反映現實生活的長詩《秦婦吟之高閣。看起來，健康的文學潮流，能夠推動文學的進展，但流行的，並不等於是有益的文學風氣，有時也會阻礙文學的進展。來到蜀中的韋莊，見大家都香豔，也不得不隨之香豔，而且，他一香豔，“朱唇未動，先覺口脂香，緩揭繡衾抽皓腕，移鳳枕，枕潘郎”，果然超水平發揮。
現在已經難以了解，官做到吏部侍郎平章事的韋莊，要悄悄地藏起《秦婦吟》的底裏，我想，很大可能是，他覺得這首具有濃鬱時代特色，與人民心聲相通的作品，與當時極盡“流宕”和“無聊”之能事的蜀中文風大相徑庭，於是，不但不自詡因此詩成名的“秦婦吟秀才”這個雅號，也不將此詩編入他的《浣花集》中，到了晚年，甚至諱莫如深地不許子孫再提此詩。直到本世紀初，這首不見天日的詩篇，才在敦煌石窟中重新被發現。
由此可見，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是需要作家、詩人、出版家、書商、編輯、選家共同用良知和責任來精心營造的。
千年以前的《花間集》，處於唐詩、宋詞這中國文學兩大峰巔期的中間樞紐地位，花間派詞人在藝術上的獨特價值，對於文學的貢獻，仍被後人推許。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此近世倚聲填詞之祖也。詩到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
陸遊在跋二中也承認：“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而不能彼，未能以理推也。”
花間派詞人的藝術成就，是經得起歲月推敲的，而時下那些靠“操作”出來的熱鬧，多少屬於胡鬧，靠“炒作”出來的紅火，基本屬於虛火，其實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文學泡沫而已。這恐怕也是時下某些出版社和書商不擇手段的做法，也包括某些作家迫不及待的行徑，令人不齒的原因吧？
讀一讀《花間集》，學一學古人怎樣寫愛，寫情，寫性，以及了解一下這派詞人之長長短短，或許不無參考價值，得到些許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