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魯迅在《北鬥》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署名長庚的短文《唐朝的釘梢》。因為在《花間集》中，有一首張泌的《浣溪紗》詞，“晚逐香車入鳳城”，寫了一個男子釘梢漂亮女子的場麵。魯迅感慨：“一向以為現在的洋場上才有的，今看《花間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事……”
這一年初，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被捕，並遭殺害。
當時，在迫害進步人士的白色恐怖中，特務跟蹤，幾是常事，魯迅為此也曾搬到別處暫避。這篇看似遊戲文字的短文，顯然是有感而發。
他提到的這部《花間集》，卻是一部中國最古老的詞選，拿起這部晚唐、五代詞的總集，從第一首溫庭筠的“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到最後一首李珣的“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書都是男情女愛的濃詞豔曲。
編選者趙崇祚生平不詳，據歐陽炯序，可以斷定他是一位同時代的書商，出版家，或者是資深編輯。
看他的藝術趣味，倒相當現代。這位編選者，對於性描寫、情愛的表述、具有豔褻語的詞篇所表現出來的特別偏愛，與中國傳統的文學精神不太一致。這也反映了公元十世紀在南唐、後蜀文人間的寫作狀態，對黃鍾大呂的大雅之作不屑一顧，著力在綺麗文字上下功夫，已是普遍的文學時尚。所以，這部《花間集》輯得共十九家，達五百首，悉皆卿卿我我，爾儂我儂，香豔感性，華彩富麗的詞曲，稱得上是中國文學中最早的一部除了情愛以外別無他物的純軟性讀物從《詩經》起，曆代都有類似的詩文選家。所有從事這一工作者，都希望選文達到既無遺珠之憾，也無魚目混珠的盡善盡美的境界，更希望所選篇目，綜合在一起，能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全麵文學風貌。我也幹過這個行當的，深知選準選好選得完善之難。因此，限於水平，限於意趣，選家可能有所偏愛，會有窺豹一斑的疏漏遺失，但也不至於缺乏最起碼的公正，不至於發生以偏概全的現象。然而趙崇祚編的這部《花間集》，卻使後世讀者看到一個不真實的唐、宋之間的五代，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學現象。
我在想，公元十世紀的前半葉，若沒有大批豔情詩人在炮製，沒有大批綺麗詩作品在風行，更主要的，沒有這位一門心思集香豔詞大成的趙主編的“操作”和“炒作”，這部《花間集》，恐怕也難問世。寫書是作家的事，出書可是出版家的事。但我覺得應該引起思索的，是這位出版家堅持隻選同類項的作品，其他一概置之不顧，如此理直氣。
壯地表現他的偏嗜，就不僅僅是一時的文學潮流，而是整個社會風氣使之然了。
當時是怎樣的風氣呢？歐陽炯受“衛尉少卿字弘基”（是否即為趙崇柞，已無考）之約，為《花間集》作序，這樣介紹：“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炯為孟蜀宰相，蜀亡，入宋，為翰林學士，這自然是指像他這等官僚階層的浮華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國時那些帝王，的確也更加驕奢淫逸，放蕩墮落。前蜀王衍，終日與狎客詞臣，酣飲賦詩；後蜀孟昶，沉湎於歌舞，放蕩於伎樂；南唐的李璟、李煜，則更是不問國事，隻知醇酒婦人的帝王，耽於安樂，迷於奢縱，一直到國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亂頹唐，是這一時期上層社會，從統治者，到貴族，到官僚階層，至士大夫的風尚。
時尚或者風氣，一旦形成，必然要發生好的或壞的影響。文學不可能生活在真空裏，不可能自外於社會，因此，有好的環境，文學會隨著發生良性的變化，反之，也會給文學帶來不利的影響。所以，時尚所及，第一，先左右作家的寫作，第二，就要左右讀者的閱讀，第三，讀者的閱讀趨勢，促使作家生產適銷對路的作品。於是，出現好的，或者不甚好的文學潮流，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作家被潮流吸引，都去寫這類香豔文字，讀者被潮流所引導，也一窩蜂地跑到書店裏去買這類談情說愛的作品，然後，供求雙方的互動，又反過來對文學潮流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好像五代十國那個時代，真如歐陽炯在書序中所言：“綺筵公子，繡幌佳人，持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是一個伊甸園式的無憂天堂，那當然是這位舍人的自說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