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讀《水滸傳》，至此，常常放下書來，惶惑不解。梁山泊不是翰林院，不及第或者落第，胸中有沒有文學，又有什麼關係呢？套用《水滸傳》人物的習慣用語，用得著扯這個“鳥”淡麼？王倫自己這樣自卑地看，林衝和別人也這樣輕蔑地看，這是個很奇怪的思維方式。這也許是中國人的弱點了，喜歡給活生生的人係上許多不必要的扣，扣上了，再也解不開。你都造反了，你都不買宋家趙姓皇帝的賬了，你已經不是他們的臣民了，還要按他們的什麼規矩行事呢？
這就和文壇上一些人，寫了作品以後，一定想方設法，要請別人叫好，是屬於同樣的靈魂上有解不開的扣。
創作是自己的事，無須他人置喙，寫得好或不好，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哪個作家心裏，都是明鏡似的。一定要把書送過去，書裏還夾有一個信封，信封裏還夾有一張或兩張花花綠綠的紙，其實，你自己有把尺子，又何必多餘再找把尺子呢？你寫了，就不必在意別人說好，或者說不好。何況，說好，難道就真好嗎？說不好，當真會天塌地陷嗎？
由於這樣的扣，王倫的行情，從來沒有被看好過，無論當時，還是後來，包括現在，都抓住他的這個不及第，從心底裏鄙視他。我已記不得是從哪部稗史演義上看來的了，要是武鬆不幹掉西門慶和蔣門神的話，梁山泊有這兩扇門的話，就萬無一失了。連這兩個惡霸，都有可能成為英雄好漢，我可真替王倫十分地抱屈了。平心而論，說他是一位有識有見的英雄，不算過分。
且讓我們來為他評功擺好一番：
第一，他比晁蓋、宋江“革命”早，先到梁山泊，先打起義旗。資曆，即使在革命隊伍裏，也是本錢。第二，他不是像晁蓋、宋江等是被官府捉拿，逼上梁山的被迫“革命”，而是“因鳥氣”，這個不第秀才，才憤而上山造反，屬主動“革命”。第三，要不是他選擇梁山泊，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後來也不可能使晁蓋、宋江這幫農民起義者，立足於此，跟朝廷對抗，成就一番事業。溯本追源，王倫選擇西逼都城開封，東臨河海之濱，南向江淮魚米之鄉，北上燕北平川之地，建立了這樣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不能不承認他有相當了不起的戰略眼光，這是王倫最主要的功績。
所以，他在世人心目中，是個鼠肚雞腸的形象，恐怕多少也有些冤枉。人們光看到林衝上山入夥時，他被王倫千方百計刁難的一麵，並沒有注意到最後實際上將他收留下來的一麵。先禮送，後考驗，再留用，作為王倫對入夥人的例行考察手段，和關門主義是兩回事。在根據地初建，人單力薄的情況下，對來者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想，這說不上是缺點。
當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來，這位白衣秀士又把對待林衝的“三部曲”重新實施一次的時候，第一步驟還未完成，豹子頭就把刀拔出來，將王倫結果了。看來，不分青紅皂白，“該出手時就出手”，似乎不應提倡。
當代中國，出現過多少冤假錯案，因而有多少需要落實政策，予以平反昭雪的人員，誰也統計不出一個準確數。雖然，每次運動，都有“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盡管這樣，偏差仍然是大量的。很大程度上，曆次政治運動的擴大化，就是倡導這種“得出手時就出手”的整了再說的結果。李逵在江州劫法場時，掄起兩把板斧，逢人就砍，見人就殺，痛快有了，卻製造出多少無辜的痛苦呀！可把話說回來，既然“得出手時就出手”，那麼林衝在被高俅、陸謙、董超、薛霸折磨得無以為生的時候，為什麼並未見他有這等立竿見影的迅捷反應，多少次該出手的時機，卻縮手了呢？
說到底，林衝這一次在山寨水亭的“得出手時且出手”，捅向王倫心窩裏的一刀，實際是一次小小的宮廷政變。林衝演了一次“苦迭打”的主角而已。
從此，王倫成了沒氣量，難容人，小心眼，無水平，不賢而嫉賢，無能而妒能的文學上的典型人物。若是林衝在拔出刀之前，捫心自問，連自己這樣一位開封城裏八十萬禁軍的教頭，也讓實在敵不過的王倫半夜裏從夢中嚇醒過來，而不敢收留，現在，山寨裏嘩啦啦一來七八條好漢，有文有武，荷槍實彈，皆是殺人亡命，無所忌憚之輩，他能接受得了？
山頭主義，從來是農民“革命”軍缺乏全局觀念的產物，王倫對這些強大許多倍的來客，拒絕接納，不能不說是正常反應。客大欺店，店大欺客，來了這一夥大搖大擺的客人，他不會張開膀臂，熱烈歡迎的。但是，他們竟連一個讓其認識形勢，待其思想轉變，然後拱手讓位的時間也不給他，喀嚓一聲，將他搠倒在亭上了。
《水滸傳》作者在王倫被殺以後，引用了一林衝被高俅逼得無路可走，由風雪草料場逃命出來，投奔梁山泊，圖一個避難躲身之處，倒真是萬不得已，才落草為寇。至於他個人，手刎王倫，出了那口鳥氣，把別人捧上交椅之後，從此在梁山泊便沒什麼戲好唱了，也可證明他絕無任何篡政奪權的野心。但晁蓋、吳用、公孫勝，人多勢眾，胸懷叵測，一上山，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馬上私底下聯絡林衝，馬上開小會決定應急措施，表明了他們未必不想促使林衝與王倫之間，發生有利於他們的變化。結果，當王倫擺下酒宴，捧出銀兩，要禮送這夥劫了生辰綱的好漢出境時，逼得林衝火並。幾個人假作姿態的拉架，不過走走形式，於是，以王倫的鮮血，改寫梁山泊一頁新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