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在大連棒槌島遇到這位前輩作家，我差一點就想向她請教她寫的這篇刻畫性心理的作品了。話到嘴邊，我遲疑了，這本書我三十年前賣了，讀這本書更早，是四十年前當中學生時的事了，萬一記憶出了差錯，豈不是惹得老前輩不愉快嗎？好像這篇作品，也未再印行過，不能不說是遺憾。一篇作品能給人留下這樣久遠的印象，我想一定是有它的自身價值的。
當時，我賣掉這些書，倒也並不怎麼心痛。
問題在於《擬情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其他幾本《世界文庫》，一定要我棄之若敝屣，實在難舍難分。
尤其那本《擬情書》，是用草紙印刷，估計是抗日戰爭期間在大後方紙張匱乏情況下出版的，若保存到今天，倒不失為作家、翻譯家、出版家為傳播文化所作出的努力的佐證。我是在上海當時叫做呂班路的生活書店裏買的，那是抗戰勝利後不久的事。時至今日，這兩本書也見不到。尼采的書不出，尚可理解，不知為什麼，《擬情書》也至今未被出版社看中，或許嫌那種表達愛情的方式陳舊了些？難道愛情還有古老和現代的區分麼？
我一點也沒有怪罪那些過分熱情幫助別人的人的意思，他們（也包括她們，女同誌要偏激起來，絕對不怕矯枉過正的）在小組會上，在生活會上，在學習會上，在支部會上，對我下不了狠心與過去決裂，表示痛心疾首。那時候開會是生活的主要內容，比賽誰更加革命些，則更是主要內容的內容。而革命，對某些積極分子來說，很大程度上是革別人的命。
“還有工夫去研究怎樣寫情書？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怎麼下不了狠心一刀兩斷呢？”一位穿列寧服的神色嚴肅的女小組長語重心長地教導我：“我真難以理解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怎麼感情總是不對頭呢？看起來，對你們的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啊！”她那搖頭的樣子，這張“口”，將保存了好多年的雜誌，用車推使我明白，如果我不想不可救藥，隻好忍痛把書當破爛賣給敲小鼓的了。但我納悶，這是一定要割掉的尾巴嗎？後來，我們各奔前程了，這位女同誌雖然憎惡《擬情書》，但她能使兩個老同誌為她犯了男女關係的錯誤，受到處分，我就有點不甚理解了。反正我相信，不是前麵的她，就是後麵的她，有一個不是她，這是毫無疑問的。
如果她還健在，她能看到這篇《賣書記》，也許她會作出一個正確的答複。
第二次賣書，是六十年代餓肚子的結果了。不但賣書，說來也無所謂丟人的，甚至連並不多餘的衣物也變賣了。有什麼辦法，餓啊！轆轆饑腸光靠醬油衝湯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越喝越浮腫，夜半餓醒了，就得琢磨家中還有什麼可以賣的。救命要緊，壓倒一切，人到了危殆的時候，求生的欲望也益發強烈。
賣，凡能變成食物的，都可以出手。
我真感謝中國書店的收購部，當時能以六折的價錢收購完整的不脫不缺的期刊報紙，真是起到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作用。舍得也好，不舍得也好，我和我的妻子，為了到現在的西單購物中心的原來商場裏的中國書店，全部賣掉了。
當時，最淒愴的莫過於那套《譯文》了，也就是現在的《世界文學》。當我從小車往書店櫃台上裝的時候，心裏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我把朋友的一分友情也變賣了，這是作品，或壓我直到今天也還不能釋然於懷的憾事。比墨鬥魚還茅盾先生在解放後將它複刊時，適我在朝鮮前線，沒能及時買到，等我回國後訂了這份刊物，總是以未有最初的幾期為憾，像王爾德的《朵連格連的畫像》就在複刊的前兩期上。於是我好一陣子滿北京城地找，希望補成全璧。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就是這樣別扭，想得的得不到，想推的推不掉，人際關係也是這個道理。你把他當做至交，他卻在背後幹出賣你的勾當，而且令人厭惡的是，這類人言必馬列，正襟危坐，其實肚子裏裝的齷齪要黑，絕對可以做到吃人不吐骨頭地心毒手辣。相反，也有血性漢子，或許說些話，做些事，並不盡合你意，但在關鍵時刻，他的肩膀決不脫滑，使你覺得這個世界尚有好人在，真情在，否則，也著實讓人絕望的了。
一九五七年，有位作家（後來證明不過是個作家混子而已，這大概也是個規律，一個作家倘寫不出根兒也不會寫作品，便隻好像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橋上的地痞加流氓靠耍嘴把式來霸占地盤。過去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古今同此一理）恨不能由於我寫了一篇《改選》，把我送去勞改，他好立功受獎。這位寫不出作品，卻想吃蘸人血饅頭發跡的老兄，一麵假惺惺地如何如何對我表示知己，一麵到處搜集材料，欲置我於死地。就是曾經將他自己的《譯文》前幾期讓給我的那位老同學，在這位小醜作家前去向他調查我的時候，很說了幾句公道話，惹得這個反右英雄回機關來破口大罵，聲言凡與我有來往者，他就是這樣一位敢把心掏皆可打成右派雲雲。這樣，我的老同學受我一點政治上的牽連，在那時的中國，自是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