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他，知道我在找《譯文》，便說：“你要哪一期，你拿走好了！”
“你呢？”我看他書架上整整齊齊地從複刊第一期起排列著的《譯文》，有些不忍心。
他說：既然你喜歡給你的人。
所以，當我站在中國書店的櫃台前，由於生計所迫，不得不賣掉這套《譯文》的時候，我猶豫了。這其中有幾本雜誌包含著朋友的一分心意啊！也許我應該留它下來，以便將來使他那一套《譯文》得以完整地保存。可是，中國書店的收購條件，必須是不缺期的才能六折，否則，就要你把書往磅秤上堆了。
原諒我吧！老同學！我太需要錢了，因為我太餓了。
後來，我從外地又回到北京來，他卻由北京到外地去了，難得見麵一次，話題也不免太多，這個絕非小事的細節，我總是忘了告訴他一聲。當然，憑他那豪爽任俠的性格，即使知道，至多也是一笑而已，才不會放在心上。去年，他因病辭世，收到他的訃告，馬上想到了他那幾本被我賣掉的《譯文》，為未能使他了解，而成了我永遠的遺憾了。其實，六十年代那最餓的日子裏，他和我一樣，也浮腫來著，也衝過醬油湯喝來著，想到這裏，除了遺憾，更有不能釋然於懷的歉意了。
第三次賣書，便是七十年代那轟轟烈烈歲月裏的事了。
如果說，五十年代賣書，隻是為了割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屬於外科手術，那麼，到了“文革”期間，不得不賣掉所有可能涉嫌的書籍，完全是為了保全性命，是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了。因為來抄家的狂熱之極的紅衛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說不清”的。特別對板上釘釘的所謂分子之類，你若敢辯解一聲，輕則嗬斥，重則棍棒，然後高帽一頂，遊街示眾，那還不是家常便飯。
放明白些，除規規矩矩不亂說亂動外，要緊的是不能給抄家的小將們，留下任何口實，這時候，你才體會到書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說你厚古薄今，外國書多了，說你崇洋媚外，即使你把毛著放在極恭敬的位置，那也不行，為什麼你有那麼多的非馬列的書、是何居心之類的話，必然跟著批過來的。上帝保佑，最佳之計，就是把所有印成漢字的東西統統肅清，“人生識字糊塗始”，如今，連字都沒有了，肯定萬事大吉了。
於是除去我妻子的鋼琴樂譜外，我們倆基本上將大部分書都送到廢品站，當破爛賣。
現在重新回過頭去，想一想當時賣書的往事，說不好是喜劇呢，還是悲劇。
住宅區的廢品收購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著革命造反派的紅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過。
“不是最後都漚爛了做手紙嗎？”我妻子有點不耐煩。
“那也要看有沒有反動的！”這位生怕革命派的肛門受到精神汙染的紅色老太太，義正詞嚴地說。
雖然負責審查，大權在握，那本要，那本不要，她說了算，但識字不多的這位審查大員，還需要我一一報上書名，才決定取舍。那套二十七冊的《契訶夫文集》遞了過去，她問：“哪國的？”
“俄國的。”
她不收，撥拉到一邊。
“為什麼？”
她眼睛一瞪：“別當我不明白，俄國就是蘇聯，老修的東西不收。”
同樣的理由，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全集》，和一套線裝本的《元曲選》，我倆又原封不動地拉了回來。這三套書，正好封、資、修，全齊了。現在這些劫後餘生的書還在我的書架上擺著，沒有變成擦屁股的手紙，真得感謝那位老太太的“大義凜然”和保衛紅色屁股的積極性。
排在我們後邊等候賣書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輛竹製的童車裏，裝得滿滿的，全是大部頭。趁著我妻子和收購的人在算賬的那一會兒，我問老先生：“你老人家把這些分冊征求意見的《辭海》，幹嗎也賣掉呢？那是工具書呀！”
“是嗎？”好像他剛明白《辭海》原來是工具書似的。
“不該賣的，不該賣的！”我勸他。
他說：“我參加過這部書的部分編纂工作，不過，現在”他反過來問我：“這種書還用得著麼？”
當時，我不知該怎麼回答。
但他老人家那張疑問的臉，時隔多年，我仍舊記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長的話，我更是忘懷不了。他說：
“印刷術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聞名於世。但是，秦始皇焚書呢？怎麼算？”
收購的老太太吆喝他：“老頭，快推過來！快推過來！”
老人動作緩慢地把那一車書推進屋裏去，那模樣，真的不像是賣書，而像賣他的親生骨肉一樣。
也許從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買書不容易，賣書更難的道理。
但願從此不賣不想賣的書，那該多好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