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哲學家洛克有一本書，名《人是機器》。姑不談這本書的內容，作為譬喻，這個書名已能生出很多聯想。
中國的教育從古至今可說是強者教育。這種強不是斯巴達式的堅忍，也不是日本武士文化的決絕。堅忍與決絕都是人的個性的英雄化。中國文化提倡的是人的社會角色的謀生。即使懸梁刺股，也不是為了磨煉意誌，而在獲得功名。所謂功名也是在國家機器中充任比較重要的零件，以及由此獲得生活資料的回饋，這是一種鍛造零件式的強者教育。而零件式的社會角色設計，齒輪與螺絲釘之間當然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包括權力與財富的差別。因此，“我長大要當什麼”，成為中國人孩提時代就開始思考的課題。改革開放提供了人由零件變成機器的可能，自己主宰命運並創造。像喬丹那樣，一個籃球運動員、老板、億萬富翁、廣告明星、風靡全球的英雄。
“機器”的誕生，須有市場經濟的溫床。那麼當中國步入這一時期之後，中國人被長久壓抑的無窮無盡的夢想紛紛起飛。有無數哥倫布與麥哲倫登上商海的大船遠航淘金。從改革開放以來，在大約三輪左右的致富熱潮中，有4萬8千億的人民幣存款已經握在20%的儲蓄人手中，這僅僅是沉澱在銀行中的貨幣，還不算流動資金與固定資金。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而在表達中國人的能力。我們還可以想像在4萬8千億存款後麵，驕傲地站立著多少卓而不凡的成功人士，以及他們所實現的原本是八輩子都無法實現的夢想。
當我們對這些由“零件”升華為“機器”的成功人士作出足夠的讚美之後，需要觀察人變成“機器”後的另一種狀態，即身心狀態。調查表明，高收入人群心腦血管疾病、代謝障礙疾病占發病總數的一半以上，而人的兩大本能——吃與睡，在許多人身上形成頑固性障礙。這決不是用一個“富貴病”所能涵蓋的流行病態式，更不是以排毒降脂藥品所能消除的症候群疾病。它不是營養平衡問題，而是身心平衡問題。流行病從來都與社會存在著密切聯係，在這些症候群的背後，還潛藏著或者說共生著另一種心理疾病：焦慮。我們不妨這樣描述：在一群成功人士或者奮鬥型人士的身旁，在形象中伴隨著光榮與財富，在經曆中伴隨著辛酸與汗水，在行為中伴隨著高效與鐵腕，但在十到十幾年的商海搏戰中，健康的份額已經越來越少，而心理疾病（更準確地說是神經性疾病）常常以被忽略的方式表現出來困擾身心。易怒、淡漠、疑心、恐懼、緘默、悲觀、雄辯、狂妄、膽怯，甚至說謊、對欺詐產生依賴、冷酷等等——神經症也會以人格障礙的方式出現，當然也有生理症候，譬如眩暈、心悸、疲倦、失眠、胸悶，多汗等等。這些症候都可以稱為非嚴格意義上的焦慮症。這是長期的巨大壓力帶來的現代病。
焦慮症作為一種神經性疾病，如果欲對其進行準確表述，需要把從弗洛伊德到阿德勒的學說重溫一遍，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妨從人與機器這一譬喻關係中尋找一些發病的原因以及休息的理由。
在所有社會形態中，市場經濟最具有產生機遇與實現夢想的環境，雖然它同時具備破滅與潰散的可能。人在以賺錢為指向的活動中，可以把所有的潛能都調動起來，所有的言辭、行為、知識與經曆，甚至眼淚和姿色都可以變成錢。在這些活動中，欺詐與腐敗隻是其伴生物，人的空前的熱情與能力被調動起來才是其主調。在這些活動中，每一個動作都可能變成邁向目標的一個措施，而失敗也可以變成隱沒於黑暗當中的成功的門坎。這是“機器”在商業時代的又一展示：無所不能。過去隻有過年才能吃上一頓餃子的人們，對遍地是金的商機能無動於衷嗎？許許多多在專製歲月中昏昏噩噩、受命於他人，差不多忘了自己是誰的人們，能不產生掌握自己命運的期望嗎？而市場經濟在某種無序中似乎會產生某種寬容，似乎無視參與者的愚昧、狂熱與缺少知識準備，照樣會把財富塞過來。愚昧與無知的人致富在商界並不是新聞，雖然最富的不會是他們，但他們致富離不開驚人的勤奮。因此說，市場經濟給人心理上的衝擊和財富一樣令人目瞪口呆，令人無法割舍。對一個商人來說，做一筆淨賺1萬元的生意不是由於他缺少1萬元，而是該賺的不賺可遭天譴。在這樣的時代麵前，讓一個事業初成的人停下來是很難的一件事，即使破產、離婚、背叛、蕭條都不會成為阻礙他們進取的理由，由此反而能造就出堅強的性格。正如安迪·格羅夫說過的一句話：隻有偏執犯才能生存。為什麼要偏執，商界不存在中庸之道嗎？沒有。當戴爾計算機公司的股票9年來增長了87000%的神話變成事實的時候，個中人士不會拒絕偏執狂。
在這種情形下，與財富流、行為流並行的還有一條心理流。他們——成功人士中的一部分會經曆由自卑到狂喜的大起大伏，他們想不到自己如此成功，而把不思進取視為一種罪行。他們——醫生稱之為我們的患者，把身心方麵的所有不適看成是人性的弱點：懶惰，並把毅力視為美德對之一一克服。因為他們把自己視為機器。不消說這種看法本身就是非人性的，即使是自己的身體，你也不可以看成是機器，麻煩正是由此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