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我對一起跑步的朋友說：“要在解放初期，你都死十好幾年了。”
當時我們剛跑過5000米，汗下如雨，在樹蔭下喘息。
他聞此十分不滿，瞪我，說“死”已經不夠吉祥，又有“十幾年”的限額，屬大不敬。此友雖屆50歲，但生猛無比，在400米跑道連續奔跑100圈，怎麼會“死十好幾年”呢？
見他不滿，我補充一句：“那時候，我也死五六年了。”他顯出一些滿意，問“怎麼回事？”
我說見一資料，解放初期北京市人口的平均壽命為35歲。廣州當時是全國人口平均壽命最高的，也隻有42歲。
拿這個數字和今天的人壽相比，我們真有些成仙的感覺，快要飄飄然起來。想一下，35歲方是人生之樹才開始繁茂的時候，卻已凋謝，讓人不寒而栗。當然，這個數字與當時新生兒死亡率高有關，使平均壽命大為降低。但從防病治病、健身、營養以及社會保障能力來說，那時候的確無法和今天相比。首先說，利福平與青黴素這兩種藥物的普遍應用，就使人類壽命平均提高了20歲以上，而疫苗接種技術，又使新生兒成活率大為提高。社會穩定、生活水平與健康意識的提高，使人均可期望壽命的百分點繼續上升。應該說，綜合國力是人均壽命提高的基礎。同樣是在臨近20世紀末的今天，西非塞拉利昂的人均壽命隻有41歲，比解放初期的廣州還少1歲。對生命限度來說，比肺結核與腦炎更可怕的是戰亂與饑饉，因此社會穩定比太極拳與氣功更重要。目前北京的人均可期望壽命為72歲（男子），也就是說，成仙的人越來越多。我相信北京的空氣汙染如果治理得好的話，這個數字會繼續攀升。
在這個可喜的數字後麵的另一個嚴峻的問題是社會進入老齡化階段。如果我們把65歲以上人群的存在稱之為老齡化階段的話，它的到來也有突然的意味。換句話說，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的老齡化社會。而且，如果一個國家能夠繼續保持良好的態勢的話，老齡化現象將廣泛地持續下去，它所帶來的社會課題也隨之而來。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把長壽作為美好的願望加以謳歌。漢語當中的一個獨特的詞彙，如“仙”，不外是指長壽的狀態。中國獨有的道教就是專攻這一派的。此中人士在秘室裏研煉丹丸，曾使古代的許多皇帝服後上吐下瀉。但道教的存在本身就反映出民族心理深處的盼望：崇尚長壽。然而當長壽真的降臨之後——35歲與72歲的差別不能不說是天壤之別，問題已經不是能否長壽，而在於長壽者的生存狀態。長壽者的狀態，譬如情緒、日常行為、醫療保健以及享受照顧，成了社會的普遍課題。
在中國今天的長壽者當中，我相信大多數人沒有考慮過70歲以後的生活方式問題。換言之，此事在自我設計的一開始就存在缺陷。在老年生活中，他們年輕時的技能幾乎都廢棄，許多人感到茫然。譬如拿“玩”這一項說，即哲學所稱的“遊戲”，有多少人會“玩”？這一代人經曆的是戰爭、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等等，很少有人會玩。當我們看到老年人在公園黑壓壓地扭秧歌、跳紅綢舞的時候，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在他們生動活潑，憂在他們能夠選擇的遊戲方式太少了。一般說，一種可以伴隨終生的愛好須有文化的內涵，它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階段的涵養培育，往往要從幼年或青少年開始。真正的愛好意味著愛好者永遠不會疲倦，使人處在愉快的遊戲狀態。譬如馬克思之於詩歌朗誦，丘吉爾之於油畫，希思之於交響樂指揮，魯迅之於木刻，陳雲之於評彈等等。愛好的俗雅之別不在於別人怎麼看，而在這項愛好持續的吸引力以及對身心的頤養程度。高雅與健康的愛好意味著一個不斷展開的無盡的天地，讓人感到人生太短，而不是太長。好的愛好，當然會帶來好的晚年。當今在歌廳裏唱卡拉OK和競賽給小姐獻花數量的人，到了晚年還能卡拉與獻花嗎？此理不言自明。而上麵的議論也並非指責當今的有些老者不通高雅，他們是從艱難歲月走過的人，但培養高雅趣味什麼時候都不晚。而現時年富力強的人為晚年計，也應早點培養一種或多種愛好。古典音樂就足以使人在晚年每天享受到安詳與喜悅。這種快樂當然不止於古典音樂，所有有意義的愛好都需要時間和心境來培育，也需要一些金錢。
羅素嚐言人生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度過如此漫長的歲月。這話如果讓非洲難民聽到，會為之不悅，但我們今天已能聽出此語的沉重。度過漫長的一生，特別是做好歲月尾聲的事情，需要全麵的謀劃。我以為這是人生應備的智慧，勝過其他花裏胡哨的主義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