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日本應該說發生了兩次地震：阪神的房倒屋塌是大自然的一場躁怒，而奧姆真理教的出現及侵擾則屬於“精神地震”。
奧姆真理教出現於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日本，耐人尋味之處頗多。從明治維新以來，這個島國就孜孜於科學教育的昌達，而在戰後，科技立國已經成為他們的國策。暢銷於世界各地的日本汽車與電器無不證明這個國家及其國民成為以科學尤其是技術為本的種族。但就在這樣一個國度，仍然出現了信徒眾多的奧姆真理教。
這樣，我們不得已得出一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示並不完全相同的結論：科技昌明，也不意味著蒙昧的絕跡——包括殘害人類的蒙昧的大行其道。
日本人是學曆最高的國民之一，即使農民與漁夫也與科學技術有關，但並沒妨礙一種邪教在其中流行。
關鍵的問題在於信仰。
作為精神層麵的信仰，是人類處境無論發展到如何發達程度之後都無法規避甚至必須依存的生活支柱。即使科學也替代不了信仰，人類享受層麵上的聲色犬馬更代替不了信仰。日本人其勤奮和巨大的工作壓力被世人譏為“經濟動物”。作為有靈性的人奔波至此，其精神上的迷失就不難體味。包括產生與盲從一種邪教。
說到信仰不能不提到宗教。日本與多數東亞國家一樣，缺少完整意義上的宗教背景，即由神學教義到世俗規範的每人每日的功課，所謂“儒”在中日兩國隻是“學”而無法成其“教”。而他們的“日照大神”也如蒙古人的“蒼狼”一樣，屬於圖騰式的崇拜物，與人們在世俗生活中可以遵守力行的信仰教義無關。在宗教上，日本人的心靈屬於真空狀態。
宗教一事，無論把它歸於鴉片或福音，總可以成為信仰範疇的精神藉慰和行為準則。當然另一些人也可能利用宗教造反或謀私。它是人類漫長的精神旅途的一段策杖。即使不能救世，也不見得害人。譬如佛門弟子不殺生，當然也不會用沙林毒氣荼毒生靈。拿伊斯蘭教來說，其最重要的教義是“除安拉外，沒有其他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這是穆斯林從出生到辭世必須念誦的禱詞，即表明信仰的宣誓。這意味著，在伊斯蘭國家無法確定另一種樣式的偶像，無論“文革”式的個人崇拜或奧姆真理教及幾年前集體自殺的人民聖殿教現象。而人與神也被截然分開——穆罕默德隻是安拉的使者，因而不會出現洪秀全式的由人變神的鬧劇，這種鬧劇對老百姓則可能變成悲劇。
這裏沒有推廣宗教的用意，促進人類進步的前景隻能由經濟的進步與精神上的完善。需要強調的是，奧姆真理教之類的東西並不屬於宗教，而是反社會同時反宗教的邪說與犯罪團夥。人們注意到，這種邪說大約可以在兩種情形下發生：經濟匱乏、科學蒙昧和民不聊生的時刻，或者包括“聲光化電”極其發達，物質生活優裕但人心空虛的時刻。邪說的盛行正好利用缺少完整宗教背景的人文狀態，它利用的是俗眾的信仰真空（包括高學曆的俗眾）。而奧姆真理教信徒中，大量的博士和碩士們在研製生化武器的時候，我們不僅為科學的尊嚴受到貶損而沮喪，也對科技與信仰之間的關係產生新的反思。
有人說日本是“技術大國”，而非“科學大國”，這話大抵不錯，雖然科學與技術密不可分。但技術隻是“術”，而科學是“道”。術不過是生存方法，而道是集合了全人類共同的利益並使個體有充分理由活下去的依據和理想。正像人稱武術、縱橫術與醫道、孝道有區別一樣。技術可以使人類走向便捷與舒適化，但導致不了人性的完善——而隻是器具的完善，它使人類麵臨如克爾凱郭爾所稱“進入一種沒有困難的生活”。科學產生技術，也產生更符合人性的民主，以及對現在與未來更富於理性的高標。如果科學不能完全代表信仰，但能夠導向信仰，而一個有信仰的個體或種族，大約永遠也不至於陷入可悲甚至可恥的“精神地震”。
因此當我們重視審視信仰的時候，也是隱憂心靈之泉枯涸的時候，因而可以說，信仰不止是爬雪山過草地生存極限受到挑戰的支撐，也是奔走於汽車洋房之間精神落寞的發達國民白領階層的心靈定盤星。在發展中的中國，在繁榮的同時，物欲已從周遭逼近。人們在默念已經擁有或期冀擁有的東西時，不妨同時在心裏撫摸擦拭自己的信仰。倘若沒有信仰，就把自己做過的所有善事聚成一束光，置身其下。
信仰不遙遠，把公家日夜淌水的龍頭擰緊，對懷有敵意的人抱以微笑，每年讀一本好書，給失學的兒童捐一點錢，拒絕虛偽，從平庸的日子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相信真誠比欺騙更有力量。這樣，我們已經從微小中占有了崇高的信仰，就像巴顏喀拉山的小溪最後形成黃河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