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東藩的作品用章回體，取其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用白話，取其淺顯易懂。這些，他和明清以來的“演義”作家並無區別。蔡東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對曆史真實的嚴格追求。蔡東藩自幼愛好曆史，熟讀傳統的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對中國曆史作過深入的研究，甚至養成了“考據癬”。他寫曆史演義，“語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節均有曆史記載作為根據；對於文獻中的歧說和模糊不清之處，他常常博覽群書，多方鉤稽，力求找出客觀真相；一時難以做出結論的，他就諸說並存；對他認定的史籍中的錯誤說法，就直接加以批駁。可以說，他是在用研究曆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寫“演義”。對於前人所寫同類作品，蔡東藩頗多批評，或認為荒誕不經，或認為乖離史實，子虛烏有。他自稱所編曆史演義，“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逸聞為緯，不尚虛誣”。自然，作為“演義”，他也有虛構，特別是人物對話，史無記載，他不能不動用自己的想象力，但是，他很謹慎，力求符合特定曆史環境和特定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編造。因此，他的書，可以當作曆史讀。倘若讀者要大體，而不是精確地了解中國曆朝曆代的大事經緯與主要人物，蔡東藩的書是值得一讀的。1937年1月，毛澤東為了解決延安幹部學習中國曆史的需要，曾致電李克農，要他購買“中國曆史演義”兩部。這裏所說的“中國曆史演義”，就是蔡東藩所著《中國曆代通俗演義》。毛澤東臥室床側，就放有蔡氏此書。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對蔡著的喜愛。
中國曆史學家有史德、史識、史才之說。所謂史德，指的是忠於曆史，忠於史實，能在任何狀況下“秉筆直書”；所謂史識，指的是對曆史判斷方麵的真知灼見；所謂史才，指的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敘事、表達能力。在這三方麵，蔡東藩都頗多可取之處。據記載，當他寫《民國通俗演義》時，曾有軍人以請他吃“紅丸子”（子彈）相威脅，書局因此要他“隱惡揚善”，他斷然拒絕，聲稱：“孔子作《春秋》，為懲罰亂臣賊子。我寫的都有材料根據，要我捏造，我幹不來！”自此憤然輟筆，以致書局不得不另請許廑父，將該書的後四十回續完。蔡東藩不屈於強權，寧可不寫，決不偽造曆史，表現出曆史家的可貴操守。他的書，努力尋求曆代興亡“關鍵”，勸善懲惡，褒是斥非，洋溢著鮮明的曆史正義感和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精神。讀蔡著，既可輕鬆愉快地獲得曆史知識，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啟迪。當然，蔡著中也有一些陳腐觀念，這是那個時代的烙印，在所難免。這一點，相信讀者當能了解並鑒別。
2003年12月15日
寫於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