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放屁事小，後患可畏，未雨綢繆，課以稅收，是有其道理的。以此類推，想到了吹牛皮這個說來也是人類的弱點。當然，吹牛和放屁，是兩回事，屁是放的，牛是吹的，兩者排出的管道不同，排出的氣味也不盡相似，但所起到的令人掩鼻而過的難堪，卻是一模一樣的。
因此，牛放屁，課稅，吹牛皮，似乎也應該課稅。
如今，以文字為載體，以紙張印刷物出現的，有些評論家“吹”捧的文章，有些作家自我“吹”噓的文章，有些記者和編輯“吹”擂的不實之詞，有些由有關部門組織起來的純係“吹”法螺性質的座談討論，其可信度已接近於零。
以上這些台麵上吹拉彈唱，台麵下流言蜚語，圈子裏拉幫結派，圈子外起哄架秧，全部文壇話語，其“烏煙瘴氣”，其“雲山霧罩”，其“撲朔迷離”，其“狗戴嚼子——胡勒”，一言以蔽之，基本上也和牛從肛門噴放出來的氣體差不多。
在我熟知的文學領域裏，這種吹吹複吹吹，屁屁複屁屁的沼氣池狀態，也頗令人窒息的了。嗚呼，中國文學之沉淪，之物欲橫流，之權錢色相交易，真令人目迷五色，匪夷所思。
為什麼評論家敢於如此猖獗地“吹”？為什麼作家竟能如此恬不知恥地“吹”？從海外這則奇聞，我終於找到了根本原因，一句話，都是“吹牛皮不上稅”，才使得他們放開手腳，肆無忌憚，大幹特幹的。
如果，猴年馬月之後，文明進步到一定階段，道德規範到一定水平，某位評論家因為欠了某位美女作家的脫褲之情，要為她的一篇實在不怎麼樣的作品，說到好得不得了的程度，必須先跑到稅務局去，繳納吹牛費若幹，領到一紙限吹一次或多次，限吹為佳作或傑作的執照，然後，方可為吹鼓手。也許那樣一來，作家和評論家要掏錢付費吹牛，會稍有收斂，說不定能有“玉宇澄清萬裏埃”的一天。但這是永遠不能實現的夢，吹牛上稅，要比放屁上稅，大概更為困難，因此，對於當下的文學沼氣，還要做長期忍受的準備。
話說回來，文人好吹，愛吹，也是自古以來的通病。
那是不學自會，無師自通的本領，正如澳大利亞或新西蘭的牛好放屁一樣，屬於本性所致。吹牛誰不會，但若細品中國文學史上，那連篇累牘，形形色色的吹，恐怕也不能一概抹煞。有貨真價實的吹，有假冒偽劣的吹。前者為叫賣，歸於商業的正當經營業務；後者為誑騙，絕對是在取締之列的欺詐行為。如同我窗前的早市一樣，所有攤販，無不發出最強音，無不吹自己的菜好價賤，然而，你在購買時，還是小心為好，免得上當受騙。
所以，牛分真假，吹分實虛，有得吹的吹，是吹，無得吹的吹，也是吹。因此，我更欽服古人的吹，尤其欽佩文學史上大師級們的文人，那種天無二日，獨他為大的真吹和狂吹。杜甫《飲中八仙歌》記錄下李白的吹：“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種意氣風發的吹，豪邁張揚的吹，能令人鼓舞，能使人振作，因為中國文人被中國皇帝整得實在太灰溜溜的了。李白這種不買賬的吹，這種不把皇帝老子放在眼裏的吹，哪怕在文學史上，隻此一次，下不為例，也讓後世文人開心一大回。
當然，古人敢吹，氣概非凡，因為他們擁有雄厚的實力基礎，既經得起當時的推敲，更耐得起久遠的考驗，自信，是最大的本錢。不同於時下那些心是虛的，肚是空的，腦是死的，隻有一張嘴是活的吹家，銀樣蠟槍頭，不經陣仗，紙糊的燈籠，一戳即破。
南朝劉宋時期，有一位康樂侯謝靈運，就大言不慚地聲稱過：“天底下的才華，加在一起，一共是一石。曹子建獨得八鬥，我得一鬥，其餘的文人，共分那剩下的一鬥。”這番擲地有聲的話，吹出口來，無論當時，也無論事後，沒有一個人跳出來異議過。這說明他的吹，是真有本錢的吹，非四川話“充殼子”的吹，非上海話“拆白黨”買空賣空的吹，可以相比擬的。
這位中國山水詩的鼻祖，《南史》稱：“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遍，名動都下。”雖然，最後玩丟了自己的腦袋，被誣兵變，在廣州棄市。盡管如此，人們對他的獨得一鬥論，無人質疑。數百年後，明代的陸時雍，在《詩鏡總論》裏說：“熟讀靈運詩，能令五衷一洗。”仍對他推崇備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