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文學史，從《詩經》、《離騷》開始，其實，就是一部中國詩人的活動紀錄。所以，詩人是文學史中一向唱主角的人物。很長時間，小說和寫小說的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太平廣記》收錄了宋以前的幾乎全部的小說，但許多作者的名字和情況，可能因為不登大雅之堂，都是付之闕如的。曆朝曆代，從皇帝到臣下，從倡優到歌伎，都是很看重，而且隻注意那些頭昂得高高的詩人，對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詩篇，關心的程度要高於傳奇和傳奇作者。“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古人早定了性，小八臘子之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與詩人是無法相比的。
在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狂得一塌糊塗的時候，一些以撰寫傳奇為業的作家們，也隻能眼饞地羨慕這位詩人的聖眷恩隆罷了，他們若想站在長安城灞河岸邊，看看熱鬧，恐怕警衛員也會將他們轟開的，要不識相的話，很可能電棒就要戳過來了。而在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詩聖的身份安居洛陽履道裏他老人家的公館裏安度晚年的歲月裏，頗有幾位絕妙小女子作伴，偎紅倚翠，憐香惜玉，鶯歌燕舞，聲色相娛，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時候，那些寫《謝小娥傳》的李公佐，寫《柳毅傳》的李朝威，寫《無雙傳》的薛調，寫《虯髯客傳》的杜光庭等等人物，大概也隻有資格在門外垂涎三尺，豎起耳朵聽白公館裏傳出來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簫的樂聲而已。
詩人在他不倒黴的時候，說他是天之驕子，也不為過的。但在得意非凡的時候，往往缺乏最起碼的清醒，就像酒喝得過多以後的德行，暈暈乎乎，神誌不清。這也是詩人，當然也不僅僅是詩人，怕是所有燒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為，詩人那根不大容易控製得住的激動神經，一旦隨著大腦膨脹而飄飄然起來，是很容易闖進感覺誤區，結果倒把自己毀了的。翻一翻中國文學史，詩人、作家、文化人，這類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訓，簡直不可勝數。
南朝劉宋時期，中國出了兩位大詩人，就是這種聰明的，能控製住這根神經和不聰明的，怎麼也管不住自己，把小命送了的兩個例子。一位是“采菊東籬下”的田園詩人陶淵明（365—427），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詩人謝靈運（385—433）了。
南北朝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戰亂特別頻仍的年代，殺過來，殺過去，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在生命處於危殆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麼思想文化巨人的。當然，也有兩次戰亂之間的相對平穩的年月，所以，才有可能出現這兩位大詩人，不然的話，文學史掀到這一頁，該更黯淡了。當時的社會狀態是，王朝不停地更迭，疆域不斷地改變，戰爭無休止地進行，災難永遠降臨在老百姓的頭上。北部中國淪於異族統治之下，胡馬鐵騎，剽劫殘掠，關洛化為廢墟，黎民呻吟喘息。而南中國呢，那些逃到江南來的西晉上層，和當地士族結合，統治著半壁江山，根本沒有收複失地，還我神州的打算。王公貴族，世家門閥，將帥統領，地方牧守，忙於爭權奪位，分封割據，互相廝殺，爭奪不已。到了陶淵明，到了謝靈運嶄露頭角的時候，偏安早成定局，北伐已是空穀遺音了。
說實在的，也就剩下一些知識分子，還存有一份可貴的傷時憂國之心，《世說新語》裏記載過：“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愷）中座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雖然這類文士沙龍式的憂傷，無濟於事，而且多少也有一點吃得太飽，幫助消化之意在內，但總是反映出一種與當局苟且偷安的政策稍有不同的聲音。這也就足夠足夠的了，還能要求文化人能做些什麼呢？
何況時間是治愈任何創傷的最佳藥方，對陶潛來說，向往胡馬鐵蹄下的張掖和幽州，不過是詩人羅曼蒂克的遐想。而對更晚了二十年的謝靈運來說，他祖父謝安擊退苻堅的淝水之戰，已成了昨日的輝煌之夢，朝野習於苟安，社會趨向奢靡。在他們的詩集裏，連新亭對泣的那種山河之異的感情，也難得一見了。
要是碰上了一些鼓吹別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自己躲在屋裏的好漢，也許該高聲責怪，或者揮筆痛斥新亭飲宴的諸位文士，包括這兩位逃遁到田園山水中的詩人，竟沒有拎著兩枚手榴彈，越江而北，深入敵後，作敢死隊，光榮犧牲於敵人屠刀之下，而麵露奚落鄙夷之色吧？其實，說現成話，說風涼話，或事後諸葛之類，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忙著鞭撻別人而自己又並不身體力行，擅於做事後的英雄而自己其實更不是東西，不但過去有，後來有，現在也有的。這種卑怯的勇敢者，不過是魯迅筆下《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中那個悻悻然的小人罷了。至於那些在洋人卵翼下的拿綠卡和不拿綠卡的賈桂們，為討好主子的信口雌黃，更是不值一嗤。陶淵明之田園，謝靈運之山水，這類文學上的逃遁，都是特定的時代和社會裏，自然形成的態勢。文學這東西，作為上層建築，它的大致走向，總是離不開經濟基礎的製約和社會潮流的影響，從來也不因哪個人的喜好提倡和厭惡扼殺而改變的。若是悖謬於這種最起碼的常識，而求全責備，百般挑剔的話，說得好聽些，叫做緣木求魚，說得不好聽一些，那就是癡人說夢了。
話題還是回到那位從彭澤令逃官的陶潛身上，他歸去來兮地回到了家鄉，但不幸的是，一把火，把他本來不多的屋宇家貲，統統付之一炬，日子相當難過了。一代名將檀道濟，時任江州刺史，曾經到府上拜望過這位隱居的老先生，勸他出山，不想做縣令的話，管管文學總是可以的吧，這幾乎誰都可以幹的呀，一定要給他找份差使幹幹。“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老夫子臥病在床，貧餒不繼，即使如此盛情敦請，他也謝絕了。“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