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人而言，說豁達，容易；做到豁達，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時空的豁達精神，則更不容易。中國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實在名和位上，並不都那麼想得開的。明代複古派“後七子”中的謝榛（1495—1575），與其詩友們浮沉文壇的故事，雖然已是相距遙遠的事情，但昨日之儒林，今天的文壇，在文人相輕這一點上，不能豁達，或者不肯豁達，應該說大體上是差不多的。
說到“後七子”，查文學史，通常係指明嘉靖、隆慶年間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和徐中行等一個團契性質的詩人組合。但這個詩社最早發起者，卻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伯承未第時，詩名籍甚齊魯間，先於李於鱗（即李攀龍），通籍後，結詩社於長安，元美（王世貞）實扳附之，又為介元美於於鱗。嘉靖七子之社。其後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歲，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齧齒，不歡而罷。”（《列朝詩選》）
這位詩社首創元老，也是最初被踢出局的，飆升得快，下沉得也快，連他自己也措不及防。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風，但古代的文人，卻未必，小人成性者諒不比今人要少。
第一，李攀龍和王世貞也太不夠意思，你二位羽毛尚未豐滿時，得以人五人六地進入這樣層次的詩人沙龍，靠誰？等到名氣有了，知名度高了，一掉屁股，將這位引見者一腳蹬了。不領情，還隻罷了，搞了一次“苦迭打”，將詩社原先的組織者李伯承，生給政變掉了。
第二，這位被人家無情拋棄的李伯承，也太想不開。老到一把年紀，還耿耿於懷，也太小雞肚腸，心胸狹隘了。至於嘛，不帶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響吃飯拉屎；再說，他們玩他們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樂。至於一提往事，金剛怒目，血壓不是要上升嗎？
所以，無論李攀龍，王世貞，無論李伯承，都有不夠豁達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壇就有多大，不一定非紮堆，非聚義，非歃血為盟，非拉這個打那個，才覺得活得有意思的。
好了，李伯承出局，回到山東濟南遊千佛山，賞大明湖去了。這兩位，也是李攀龍，王世貞，琢磨著下一步，該把謝榛從詩社裏“開”了。誰紅誰紫，誰灰誰黑，誰上誰下，誰來誰去，正是這種無聊而又無趣的文人自戕，構成中外古今文壇的熱鬧話題。
說到謝榛，我認為，他是一個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達又不甚豁達的詩人。一般講，豁達，就能快活，不豁達，也就不能快活。因為，他有兩個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達的遺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點，“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點，“以布衣結牛耳”（《列朝詩選》），這樣，形象上的差一點和學曆上的差一點，他也就無法徹底地豁達和完全地快活起來。
我對明詩所知甚少，但在“後七子”中，王世貞稍有一點靈韻外，就比較欣賞他了。因為他的文學觀點，要比強烈複古的李攀龍，來得寬泛些；凡在文學觀點上，持“套中人”的緊閉自鎖政策，非要在一棵樹上吊死，還不許別人按照自己所選擇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謝榛的詩，稍有生氣，就因為他能夠容忍異己，不那麼一條道走到黑。固然，他也複古，這是前、後七子一以貫之的主張，但他不像李攀龍那樣絕對，“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貞那樣設限，“大曆以後書勿讀”，謝榛要放得開些，他明白，文學是不能太過拘束的，一定要這樣，而不要那樣，必這樣不可，而那樣則不可，對於文學的發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兩大弱點，使他尷尬，“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鏡遮掩。不過，嘉靖朝，北京城裏有驗光配鏡之店肆嗎？我懷疑。因此，他隻能倚仗自己的詩名，做出獨眼龍常有的自負神氣，徜徉於京都長安。但這表麵的自信，也難掩其內心的虛怯，在科舉年代裏，一個讀書人，還是個聲名大振的詩人，竟然沒進過學，沒應過試，是一個無緣於黌門的白衣秀士，這日子不好過。生活在上流社會，不是達官貴人，就是文化精英，你可以用“布衣”自傲，人家卻要把你當“白丁”看待，你也隻好沒脾氣。因此，他在這個圈子裏麵，確實有點抬不起頭來。
明代文壇，派係林立，經常洗牌，重新組合，所以，升沉頻繁，變化匆促。昨日還興衝衝的文人，一朝離開那把交椅，就沒精打采，像霜打似地蔫了；前一陣不見經傳的文人，因緣際會，這一陣紅得發紫，竟也能指點文壇，領袖群倫。有的人，文集出了好幾大卷。有的人，學富五車，隻能坐冷板凳。高下之分，前後之別，寵辱之異，愛憎之變，遂構成文壇一年到頭沒完沒了的是是非非，長長短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