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1792—1841），字伯定，名鞏祚，號定庵，浙江仁和人。是一位思想家，文學家，更準確地說，他是以別樹一幟，不同凡響的詩人形象，存活在中國文學的史冊上，為人景仰。
第一，想起他，一般先說到他的詩，尤其七絕，簡直被他寫“絕”了。
明清以降，詩家雖眾，出類拔萃者也不少，但像他這樣，將詩之七絕一體，寫到如此嫻熟，如此完美的程度，當數他首屈一指。其辭藻之豐采瑰麗，其聲韻之金聲玉振，其意境之突兀奇美，其思路之峻刻險越，域內文人，近三百年，幾無能出其右者。
以《己亥雜詩》為代表的三百十五首七絕，那無拘無羈的浪漫情思，那馳張浩漫的靈犀詩心，那撲朔迷離的象征隱喻，那旨意深遠的覺醒參悟，更達到藝術的絕頂，有“一覽眾山小”的氣勢。成為鴉片戰爭以後，絕大多數中國詩人師法之，宗奉之的楷帖。謂予不信，細細玩味柳亞子、黃遵憲、魯迅、毛澤東諸人堪與匹敵的詞章，不難在字裏行間，發現龔定庵文字的餘風遺韻。
第二，想起他，其次便是他振聾發聵，拯危救亡的文章。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裏，對他這些啟蒙著作的評價極高：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
一個大轉變的時代，號角之鼓吹，無所謂雅，無所謂精，更無所謂深，隻要起到引領天下，召喚眾生的作用，對聞者而言，“若受電然”，也就足夠足夠了。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正是大清王朝走向沒落衰微的晚期。他死後不久，便是中國陷入於列強爭奪的刀俎之下，任人魚肉的鴉片戰爭爆發之年。詩人的敏感，或者說，政治家的先知先覺，就是在這山雨欲來之際，先行意識到這場民族的危機，國家的災難。
他的難能可貴之處，就是能夠在文章中，痛陳朝政的腐敗，官僚的貪瀆，直指國家機器的瓦解，封建社會的朽爛，觸及水深火熱的民眾，萬馬齊喑的局麵，揭示整個王朝已經到了矛盾重結的危殆關頭，不可救藥的圯覆地步。大聲疾呼，響天徹地，成為催醒國人的警世鍾聲。言論之犀利，觀點之尖銳，呐喊變革之強烈，呼籲覺醒之迫切，像閃電一樣劃破封建社會沉重陰森的夜空，對一代知識分子所起到的鼓動、宣傳、覺悟、實踐的作用，影響巨大，其直接後果，就是他死後五十年所發生的辛亥革命。
而且，他本人也是身體力行的愛國主義者，從他一心一意要與欽差大臣林則徐，他的詩友，他的同道，一起到廣州禁煙，就可以看出他確是有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一心想做些什麼的雄心壯誌。總之，在中國近代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啟蒙意識的誌士；在中國文學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創新精神的文人。
第三，想起他，便是他的浪漫，他和那位美麗的上司太太，一位滿族女詩人顧太清的戀情，以及因此之故的暴死。
關於他在南歸途中，於丹陽書院暴卒事，是與這件情色案有關。據清人孫靜庵《棲霞閣野乘》所述，大略為：
其歿也，實以暴疾，外間頗有異詞。初，定庵官京曹時，常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側福晉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頗有曖昧事。人謂定庵集中遊仙諸詩，及詞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入引》諸闕，惝惚迷離，實皆為此事發也。後稍為主人（子）所覺，定庵急引疾歸，而卒不免。蓋主人陰遣客鴆之也。
女詩人顧太清（1799—1876），字梅仙，自署太清春、西林春。工詩詞，擅書畫，當時有“滿洲詞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的說法，她的文學成就為大家公認，她的花月容貌更為眾人心儀，而且還是一個好交際，喜遊玩，出風頭，擅應對的社交明星。
太清好著白衣，嚐與貝勒並轡遊西山，作內家妝，披紅鬥篷，於馬上撥鐵琵琶，手白入玉，琵琶黑如墨，見者鹹謂是一幅王嬙出塞圖也。（《天遊閣集》鈍宦按語）
一個女人吸引男人的地方，是她的美麗，而一個男人吸引女人的地方，則是他的魅力。雖然，龔自珍以詩名，以文名，以風流名，以恃才傲物名，其實，他的政治抱負，他的愛國情懷，從他《金縷曲》的詩句“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看，最渴慕的還是力挽狂瀾的豐功偉業，聲振宇內的不世之名。所以，放浪形骸，不拘形跡，嬉笑怒罵，行止任意的文人雅士，是他外在的表象。憂患國事，激昂慷慨，冀圖振作，有所作為的誌士仁人，才是他內裏的真實。這也是顧太清對龔自珍，情不自禁而心向往之的緣故吧？
據《學人列傳》，龔自珍“幼聰明，能讀等身書”；“其為學，務博覽，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征廣引，得申乃已。”其外祖父段玉裁，為一代文字音韻大師，由於家學淵源的關係，他窮經搜典，治書為文，頗得真諦，從而飲譽文壇，是一個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定庵生平性不羈，善作滿洲語，嗜冶遊。晚歲學佛。平居無事時，非訪伎，既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隨手盡，京師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顧也。（孫靜庵《棲霞閣野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