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愛”，是一個古老的漢語詞彙。
見於明代李賢所著的《古穰雜錄摘抄》，其中一則筆記起句，為“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讀到這裏，頓覺“泥愛”二字眼生，但查辭書，遍覓不得。明代焦竑所著的《玉堂叢語》一書，也談到楊士奇“泥愛”這件事，題目為《惹溺》，這個“惹溺”，同樣也是一個稀見詞，不載於當代出版的辭典。
看來，任何民族的文字語言，都是處在不停變化發展的過程之中，一些新的詞語在產生，一些舊的詞語在消亡。“泥愛”和“惹溺”，便是埋葬在古籍中，屬於屍骸性質的詞語，很難在現代語言中複活了。
由於李賢和焦竑寫的是同一件事，參照來看，“泥愛”的“泥”，約與現代漢語中的“溺愛”的“溺”同義，也許更接近於時下流行的“愛呆了”的意思。一個人愛呆了，愛傻了，愛到不清醒，不問是非的程度，便是“泥愛”了。語詞雖然古老而已死去，但這種為官之父“泥愛”其不肖之子的社會現象，由明至清，由民國至現在，倒是一點沒變，甚至還發揚光大呢！就看最近坐在被告席裏的高級幹部，與其子，與其妻，與其情人小蜜，與其三親六故，作奸犯科，貪贓枉法，包庇縱容，共同為惡的案件，便可證明。
這位“泥愛其子”的主人公“士奇”，為明代有名的宰輔“三楊”之一的楊士奇。
宰輔，其實就是宰相，朱元璋實行獨裁統治，大權獨攬，是個誰也信不過的暴君，因而立下規矩，子孫為帝，不得設宰相以分君權。可身為一國之君的他，日理萬機，不可能事必躬親。中央地方之間的協調管理，政府部門之間的綜合平衡，總得有人去做具體細致的行政事務，於是，就有輔臣的設置。所謂輔臣，備谘詢，擬對策，上條陳，作建議，有行政權，無決定權，一切聽命於皇帝的秘書班子而已。
朱元璋，朱元璋的兒子朱棣，都是強悍人物，輔臣隻是垂手侍立的跟班，吩咐你做什麼，就做什麼。到了朱棣的兒子朱高熾，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不再具備乃父、乃祖那份殺伐決斷的魄力和“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威風。從此，輔臣才由做筆錄的文書，成為出主意的謀士，漸漸地，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慢慢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終於達到不是宰相，等於宰相的名位高度。
生於公元1365年，死於公元1444年，差幾天就八十歲的楊士奇，曆事惠帝、成祖、仁宗、英宗四朝，這位老先生親身經曆了輔臣地位逐步提高的過程。若不是他“泥愛”其子楊稷，弄得聲名狼藉，最後搭上老命，這位元老政治家的一生，本可以畫個更圓滿些的句號。
若是引車賣漿之流，販夫走卒之輩，縱使“泥愛”其子，小小泥鰍，能翻多大風浪？但是，官做得越大的幹部，“泥愛”其子乃至親屬，任其行凶作惡，聽其胡作非為，那後果也越嚴重，對於社會的危害性也越可怕，最後付出的代價也越沉重。看來，這也是為官者，尤其為大官者，必須戒之慎之的事情了。
其實，正史對於楊士奇，以及楊榮、楊溥的“三楊”輔政，還是比較肯定的。《明史》讚曰：“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一方麵，朱元璋和朱棣半個世紀的鐵血統治，基本上是暴政，是鎮壓，是不停地殺戮，無論國家的元氣，還是百姓的繁衍，都經不起再折騰，需要休養生息；一方麵，朱高熾，朱瞻基，乃至朱祁鎮，都是無甚才智，無甚作為的平庸之君，因而在敬謹恭勉，求穩慎行的“三楊”輔佐下，國家能夠正常運轉，大局能夠保持安定。
明代鄭曉所著《今言》中稱：“惟西楊起布衣，曆四朝四十一年”，楊士奇執政的這時期，明代雖無大發展，但也無大動亂，不能不說是三楊的貢獻。在封建社會中，老百姓不處於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日子裏，便是托天之福了。
楊士奇，江西泰和人，出身寒門，早年在鄉間為塾師，很清苦，也很努力。惠帝時，以才學優異薦入翰林，為編纂官，盡管未經科舉，以出類拔萃入仕，值得自豪，但並非正途出身，他也是相當抱愧，引為生平一恨。因此，永樂奪了他侄子惠帝的江山，沒有什麼資曆的他，趕緊投靠新朝。由於他很愛表現，也很賣力，定都北京以後，先任編修，後入內閣，再進侍講，一路青雲，升任輔臣。永樂北巡，朱棣委任他扈從東宮，駐守南都。
當時，永樂不喜長子，屬意次子，朱高熾差點被廢，當不成太子。楊士奇極力美言，予以回護，才得以無事。後來，仁宗繼位，升他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加少保，頒“繩愆糾謬”勳匾，予以殊榮。隨後進少傅，為兵部尚書，也算是對這位老臣的恩渥和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