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西直門外，明清一帶，那裏是低窪地，有河，有湖，有溝，有堤，自然也有橋。高粱橋，即其中之一。
劉侗的《帝京景物略》裏提到：“水從高粱橋而又西，縈縈入乎偶然之中，岸偶闊狹，而麵以闊以狹。”在明代，湖中植荷花，堤上栽垂柳，水麵似還可以行船，可以垂釣，是當時京城的一處風景。現在的高粱橋，隻是西直門外的一個公共汽車的站名，既無橋，也無水，全是城市風光了。
湖北的“公安三袁”，是中國文人中的特別一類，主張自我，追求性靈。他們的小品文，衝淡平和，清快逸雅，至今為人稱道。雖然，他們的文章和當時朝廷提倡的學問之道，意趣截然相反，可以看作是當時文壇的非主流派。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弟兄三人，來到北京參加科舉，獵取功名，這恐怕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複雜心態了。
萬曆年間，袁中道和他的哥哥同在京城作客，有一篇《遊高粱橋記》，記述他在這個景點的一次完全失敗的春遊，實際上也寫出了文人自由的天性和無奈於仕途蹭蹬的矛盾。古來文人寫遊，無不記其雅興，而袁小修卻寫敗興，也就成了別具一格的文字。
先是寫他和他的哥哥袁中郎，“溝渠淤泥，委積道上，羸馬不能行，步至門外”，那路泥馬弱，舉步維艱的尷尬狀。繼而寫這兩兄弟到高粱橋後，發現春意毫無，積冰尚存，已“三月中矣，楊柳尚未抽條，冰微泮”，一副惆悵失望之情，真是後悔也來不及了。沒有辦法，隻好“臨水坐枯柳下小飲”，誰知剛談得有些意思時，“飆風自北來，塵埃蔽天，對麵不見人，中目塞口，嚼之有聲”，北京的春天特別短促，而碰上這樣的風沙天氣，簡直是大煞風景了。
凡住北京較久的居民，都曾領教過這種春天的惱人的沙塵暴。而像袁中道筆下的“凍枝落，古木號，亂石擊，寒風凜冽，相與禦貂帽，著重裘以敵之，而猶不能堪”的嚴重情況，則是近年來絕無僅有的情況了。雖然如今北京的春天，仍是刮風天多，但風勢較之先前，確是減弱多了，而“中目塞口，嚼之有聲”的沙子，則尤為少見，這不能不說是多年來植樹造林，為民造福的結果了。但元大都城會埋於沙土之中，直到近代才發現，可見明清兩代，西北刮來的沙塵暴，一定還是很嚴重的。
於是，這兩兄弟隻好打道回府，“已黃昏，狼狽溝渠間，百苦乃得至邸。”接下來的一句就不得不讓人捧腹了：“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礫礫。”此刻，他不由得想起遠在湖北公安縣的老家，歎了一口長氣，說：“噫！江南二三月，草色青青，雜花爛城野，風和日麗，上春已可郊遊。”接著他問自己：那些達官貴人不得已住在京師者，是為了官職；那些遊客山人不得已住在京師者，是為了衣食；而我自己，袁中道很坦率地承認：我無官職，雖多次謀求也弄不到手，估計再努力也未必見成效，何況家中還有些可以糊口的薄產，那麼我“舍水石花鳥之樂，而奔走煙霾沙塵之鄉，予以問予，予不能解矣！”
所以，最後他覺得這次失敗的春遊，還是值得一書，書什麼呢？“書之所以誌予之嗜進而無恥，顛倒而無計算也。”在中國文人中間，痛陳自己顛倒者有之，但指斥自己“無恥”者，具有如此自審精神，而不怕出自己醜者，他是第一個。
袁中道是“公安三袁”中最年少的一位，也是很落拓不羈的一位。二十歲時，曾隨其兄，到湖北麻城拜見過“狂人”李贄。從那次當麵受教之後，“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他敢於這樣剖白自己，也有他對於當時文人嗜進之心的批判。他既不能例外地同流合汙，與其被別人罵自己，不如自己罵自己。袁中道以“無恥”兩字來結束這篇文章，除了繼承了李卓吾式的狂狷以外，更多的還是他的自信，他的豪氣和他的膽識。
如果，他活到現在，看看時下文人們，那些迫不及待地、千方百計地給自己貼金者，招搖於名利場中，令人作嘔的表演者，不知該作何感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