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挑戰權威人物,您是否感到過壓力?

施:我覺得我還是有道理。當時李四光學派的人很反對,也有人講:“施雅風在李四光生前畢恭畢敬,死後就開始反對他。”我自己覺得,從思想上從來沒有對李先生不恭敬過,我也很欽佩他在解放前長期堅持反對蔣介石的態度和他對地質學多方麵的貢獻。但是正如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所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一個理論如果有錯誤,按照錯誤理論搞,就誤人誤己,會遇到越來越多的麻煩,對科學發展沒有任何好處。

張:這個問題爭論的意義,已經不僅僅局限在冰川學或地學領域。目前曆史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等學術領域的學者也開始關注當代中國科學的發展。在20世紀科學史中,地學領域的一些重大問題已經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他們從科學社會史、製度史的角度進行研究。我想,對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爭論,將會成為一個典型的科學社會史的案例。您作為當事人,如何看待這場爭論在當代科學史上的意義?

施:通過這項研究,我得到一條非常重要的教訓:無論多麼偉大的學者,認識自然總是受到科學技術條件和客觀過程的限製,也受到主觀條件的限製,總是不完整的。某些認識上的缺陷,由後人修正補充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我們後來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們後來者的工作條件和對事物見識的廣度,比前輩科學家好得多,所以需要承擔起修正前人的認識,甚至推翻前人的錯誤結論的責任,這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李先生對我國科學技術有多方麵傑出貢獻,他首先提出第四紀冰川問題,鼓舞人們從事此項研究,促進第四紀冰川研究的發展,我們過去受教於他,現在來發展和修正他的認識,是職責所在,絲毫不違背對他的尊敬。

榮譽與責任

張:到目前為止,您發表了200多篇論文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最新公布的《2003年度中國科技論文統計與分析年度研究報告》(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施雅風所發表的科研論文,在2003年《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CSTPCD)1576種統計源期刊上累計被引用達114次,位居全國論文被引用最多的作者第4位(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情報室提供)。主編過近20部專著,先後獲得國家、中國科學院等各種重要獎勵9項主要獎項有:中國科學院優秀成果獎(1964年),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87年,排名第二)和三等獎(1982年),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1997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1999年),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二等獎(1993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二等獎(1991年,2項),甘肅科技功臣獎(2006年)。此外,還獲得過竺可楨野外科學工作獎(1986年),中國地理學會地理科學成就獎(2004年),科學出版社傑出作者獎(2004年),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第四紀功勳科學家獎(2006年)等。其中部分成果直接應用於經濟建設,取得明顯的社會經濟效益。您的一生經曆過很多磨難,也獲得過不少榮譽,您如何看待這些榮譽?

追求貢獻的大小要比追求榮譽的多少更重要

朱鎔基說:還要依靠你們這些科學家施:榮譽代表了貢獻,但榮譽和貢獻是兩碼事。很多工作是默默無聞的,大量的工作沒有得到獎勵。我覺得,追求貢獻的大小要比追求榮譽的多少更重要。解放前我參加過革命工作,那時候許多為革命事業犧牲的人,連生命都可以不要,還會在乎得到什麼獎嗎?!

得獎的時候我自然是很高興,但是我從來沒有刻意去追求得什麼獎。我有些工作雖然沒有得獎,但我認為做得也不錯,比如60年代我們在青藏高原做過的一些工作,我就比較滿意。我認為學術帶頭人應該把精力放在努力工作上,應該看到成果是集體努力的結晶,不能把這些功勞都據為己有。尤其是地學研究,重大的貢獻多是集體研究的成果,所以功勞也應該屬於這個集體。

1997年,我獲得了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何梁何利基金,是香港愛國金融實業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國偉先生共同捐資4億港元,於1994年3月在香港注冊成立的公益性科技獎勵基金,是目前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泛的社會力量設獎,也是中國國家科技獎勵的重要補充。該基金設有“科學與技術成就獎”和“科學與技術進步獎”,每年評獎一次。我記得頒獎時朱鎔基總理也去了,他沒什麼架子,本來應該是我們上台去和總理握手,他說:“你們不用上來,我下去。”他下來以後和每一位得獎者握手,其中有一位在上海搞半導體研究的女同誌,和朱鎔基認識,他們還互相擁抱。握手以後,朱鎔基總理說:“昨天我參加了香港金融界的一個會議,有個法國人坐在我的身邊,問我當了總理以後,感到什麼事情最麻煩、最不好處理。我回答說:‘中國人口太多,假如我們中國和你們法國的人口一樣多,我就會輕鬆很多。’”朱總理對我們說:“這個問題怎麼辦?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還要依靠科學的發展,還要依靠你們這些科學家。”

支持圖書館與學術著作出版

1997年獲何梁何利獎這個獎的獎金有15萬元港幣。頒獎時發給我一張支票,讓我到南京中國銀行去兌換。那裏的工作人員私下對我講:“你們不要把錢都捐掉了。”回到南京以後我就想,這些錢做什麼用好?我到南京地理所工作以後,發現這個所圖書館的經費太少,尤其是隨著書刊費用的上漲,學術期刊的數量相應減少了,我就把其中的兩萬元獎金捐給了南京地理與湖泊所圖書館。當然我也把獎金給了我的幾個孩子和我老伴一部分。

我還想用一部分錢做些研究工作。那些年中國冰川學發展很快,我們需要編撰一本書,對中國冰川學的發展做一次總結性的工作。但那時候冰川凍土所的經費也比較緊張,不容易再拿出一筆錢來支持這項工作。我就用何梁何利獎得到的部分獎金,作為《中國冰川與環境》的編輯費用,促成這本學術著作的編輯出版。

2006年4月,我獲得了2004—2005年度甘肅省科技功臣獎根據國務院《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和國家有關規定,甘肅為了推動科學技術進步,促進發明創造和科技成果轉化,設立科技功臣獎,每2年評選一次,每次授予人數1到2名。甘肅省政府頒發榮譽證書和60萬元人民幣獎金。,獎金一共60萬元。按照省裏的規定,其中20萬元用以改善科技工作條件,20萬元發給參加工作的有功人員。我開了一個60人的名單,分發了這筆獎金。另外還有20萬元由我個人支配,我決定用這筆錢捐助農村辦學據《施雅風院士捐資20萬元修建希望小學》報道:

“6月30日,甘肅省康樂縣景古鄉景古小學迎來了一個不尋常的日子。今天是施雅風院士捐資20萬元的景古中心小學教學樓奠基的日子。白發蒼蒼的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甘肅省科技功臣施雅風,胸佩紅領巾,揮鍁為景古雅風小學教學樓奠基石培下了第一鍁土。

長期以來,康樂縣景古小學教室麵積嚴重不足,校舍破舊,部分校舍已成危房,嚴重影響正常的教學。施雅風院士的此次捐資助教之舉,贏得了當地百姓讚譽,他們稱:‘施先生捐資建教學樓,真是雪中送炭,解了學校的燃眉之急。’”

張:為什麼想到要資助農村辦學?

施:教育是根本。一個地方的發展程度要看是否有人才,所以我一直十分重視教育工作。我老家在農村,我們家鄉讀書的人不多,這不是因為沒有人願意讀書,而是很多農民的孩子讀不起書。1970年,我曾經在甘肅省康樂縣景古鄉勞動過,那裏是個貧困地區。在勞動中,我經常和老鄉聊天。我還記得鄉裏麵的一個黨員對我講過“四清”運動和“大躍進”中他們受的苦,這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也知道農民的孩子學習條件很差,所以我拿到獎金後,決定把這些錢資助那裏的中心小學,建一座教學樓。

為古景鄉的一所小學蓋個教學樓

我把這些想法告訴了我們研究所的同事,所裏的一位辦公室主任很熱心,先帶人聯係了一下,決定為古景鄉的一所小學蓋個教學樓。我出20萬,縣裏再拿些錢,蓋個兩層的小樓。教學樓奠基典禮時我去了,到了那裏我才發現旁邊還有個中學。學校的領導帶我去校園參觀,我看見一個女學生宿舍有18張床,是上下鋪。本來這個房間應該住36個人,實際上住了60多名學生,條件很差。這個學校的圖書館也很簡單,還不如我上中學時的圖書館條件好。捐款之前我不了解那裏中學的情況,要不然我還會捐給那個中學一部分錢。

我更重視中學教育。中學階段對人的一生影響很大。記得有一位學者講過:“中學階段學到的東西,會溶進生命、化入血液。”這個階段是學習知識、養成良好習慣、學會獨立思考能力和個人品德形成的關鍵時期,所以中學的教育一定要搞好。

我自己的經曆也是這樣。我現在對小學時的事情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我在小學的時候也沒什麼思想。但是中學時代就不一樣了,我在中學經曆過的許多事情,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到現在我還記得。

張:2003年7月2日,《海門日報》報道了“想設獎學金的特困生”,講的是一個得到您的資助的學生黃海龍,不但學習成績優異,而且希望長大以後,也能在家鄉設立一個獎學金。您什麼時候開始在家鄉設立獎學金?

施:大概是在90年代的後期。樹勳鄉是我的老家,施家很多孩子都在樹勳中學讀書。開始時我給樹勳中學捐了5萬元,設立了以我父母名字命名的“施登清、劉佩璜”紀念獎勵基金。我起先想用它的利息作為獎學金。過了幾年我詢問獎金的情況,才知道5萬元的基金每年隻有900元利息,不夠作為獎勵基金使用。我就另外每年再補幾千元,這樣每年的獎學金就可以增加到5000元。“施登清、劉佩璜”紀念獎勵基金第10屆獲獎學生(2006年)關注家鄉教育但是獎學金的覆蓋麵還是比較窄,2003年我把每年的獎學金補到了1萬元,2004年我又把每年的獎學金增加到2萬元。去年樹勳學校的校長來看我,說這幾年學校的經濟條件比較好,讓我就不要給獎勵基金捐錢了,以後再說。所以去年我沒有捐款,今年繼續每年捐2萬元。據《樹勳中學“施登清、劉佩璜”紀念獎勵基金備忘錄》(2005.1.9)記載:“施雅風院士偕夫人沈健為促進家鄉教育事業的發展,紀念其先父施登清、先母劉佩璜之生前德業,特設立獎勵基金,以表其對故鄉的關懷和對先父母的孝思。”

我的家鄉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孩子,但是家裏比較貧困,供不起孩子念書,我捐贈這筆錢的目的,就是獎勵學習成績優秀,但家裏經濟困難的學生。我們家鄉還有個麒麟中學,就是我以前讀書的啟秀中學改名的,現在辦成了高中部。前年這個學校100周年校慶,學校邀請我去參加,我就從去年開始,給這個中學捐款設立獎學金,每年1萬,名義是陳倬雲老師紀念獎。我的條件仍然是兩條:學習成績好,家裏經濟困難。

張:這些年來您在家鄉一共資助了多少學生?

施:樹勳中學每年大概有20個學生拿到獎學金。這個獎學金分為一、二等獎,一等獎500元,二等獎300元。很多學生拿到獎學金後,都給我寫封信,表示感謝。現在我還保留著這些信。